>>>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D091. 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8575（2007）05-0048-06
　　作為一種觀念性存在，“文化民族主義”緣于民族的文化困境而發乎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深層憂患；而作為一種行為性存在，它是民族觀念或文化焦慮情緒的集中表達，可有三個層次上的意指：其一，它發生于社會政治與民族文化的危機和困境下；其二，它根植于民族的文化傳統，并以此作為民族或國家認同的核心依據；其三，它期以民族文化的重建而達于民族國家的實現。正因其更多地對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強調，國內有學者認為文化民族主義否定了“現代化的基本價值”而具有“深刻的保守性格”。① 一些西方學者更認為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是后進社會在面對先進社會或西方理性文化時的一種回應，以彌補自卑的心理和落后感。因而肯定它是落后社會知識分子的產物和倒退的力量，不能形成通向社會——政治現代化的道路；② 這種“文化”上的“守成主義”，是“最保守和反自由的民族主義形式”。[1]
　　結合近代中國具體的歷史，上述言說的輕率顯然毋庸置疑。它忽視了民族復雜的社會歷史、文化結構及其運行機制，非西方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并非“西方中心”論式可整體性地詮釋，其文化民族主義的生成背景、內在結構和義蘊變奏，亦不能簡約論之，而要求有具體情景下的“深描”。誠如杜贊奇之“復線的歷史”觀（bifurcated history，一譯“分叉的歷史”觀）所提示，③ 在解釋歷史與文化時，應注意話語形成的具體過程和話語本身的復雜結構。職是之故，近代中國特定歷史場景中發生的文化民族主義，盡管表現出明顯的“保守”傾向，但條分縷析之后，會發現其在保存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時，又有調和先進文化的良苦用心，其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背后，具有鮮明的現代取向。
　　一、生于憂患之下的“艱難”因應
　　近代以來原生形態的文化民族主義一般被認為是源于拿破侖入侵時的德意志。16世紀以來，本就四分五裂的德意志，面對法蘭西文化的強勢進入，“丟棄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及至民族精神”。[2]（P. 140）于是有赫爾德、費希特等一批德意志知識分子站了出來，從本土民族文化中發掘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源泉，以重建德意志民族精神和意義，抗拒法國文化的入侵，在文化的層面上為德意志的統一和強大指明方向。[2]（P. 123）因此作為時代產物的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其目的是“使德意志民族在精神文化上統一起來”，以便抵御外來文化的沖擊。[2]（P. 145）赫爾德因此成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的締造者。[2]（P. 123）
　　不容否認，中國是被動地納入現代化進程而漸漸進入世界視野的。外族強勢力量入侵是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興起的最大背景，這與當年德意志的情形頗為相似，所不同的是，挑戰中國民族文化的是來自西方——異質而又先進的文明。《辛丑條約》后，隨著列強侵華策略轉變——由炮艦政策轉向文化的手段，中國民族與文化的危機進一步加深，面臨著與當年德意志同樣的民族與文化滅亡的雙重危機。外強“為了擴張精神上的影響”而在中國傳教，辦醫院、學校，發行報紙雜志，謀求“使用從知識與精神上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以控制“中國的發展”。④ 針對列強這種“滅國新法”，梁啟超、鄧實等曾警醒國人外強文化滅國的實質：“今之滅人國也，不過變易其國語，擾亂其國文，無聲無息，不戰已埋人國圯人種矣，此歐美列強所以多滅國新法也。”[3]“其亡人國也，必也滅其語言，滅其文字，以次滅其種姓，務使其墜九淵，永永沉淪”。[4] 在梁啟超等國粹派看來，國家形式的消亡也許并不是真正民族的滅亡，但如果民族文化澌滅了，中華民族也就失去了立命的根基。這也就是說，對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文化的危機也許是更本質更深刻的危機。基于這種認識的近代中國有識之士以本土文化抗拒列強文化的入侵，也就具有了歷史的和時代的合理性，文化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近代民族意識的自覺表達，甚至被賦予了神圣的光輝。
　　換個視角來看，落后國家對先進文化的吸納消化是縮短與先進國家差距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不難理解近代中國為什么會有一大批知識精英醉心西化，自覺而迅速地完成了文化立場的轉變。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亦有漸漸疏離繼而拋棄本民族文化精神而陷入了民族虛無之阱者。平心而論，將崇尚西方文化觀念和思維建立在縮短中西差距的基礎上，其正當性倒無可指責。然而歷史經驗所揭示的問題是，外來文化在傳輸到中國后怎樣融入本土為我所用？對民族與文化的前途將產生何種影響？是否它真的就能夠導向一個富強的現代國家？事實上不可否認，西方文化亦非完美更非全能，加上在西化問題上的形式主義與全能主義思維方式更無益于現代國家的塑造和發展，反倒引起民族文化危機和價值真空，導致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崩塌。同時，由于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的一致性而產生的合力效應，使得文化危機的嚴重性格外突出。出于對文化危機更甚于國家危機（此謂政治危機）的自覺，一部分知識分子似乎沒有更大的選擇空間，唯以民族自身的文化精神作為對抗的武器來回應洶涌而至的西化潮，以捍衛作為中國民族之身份認同的特質得以保存，這種“艱難”的因應中隱含了文化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雙重屬性。
　　近代以來西方的先進文化和文明成果更反襯了中國的落后，對政治危局和中西文化糾結的體認，引起作為文化載體的知識分子精神世界強烈的理性與情感的矛盾糾纏，所產生的內心煎熬，以及擺脫的渴望，造成內在觀念的必然緊張。一方面，獨立富強的現代國家的目標理性，規定了救國的邏輯道路應該是承認西方的先進性而主動地加以迎受，這意味著要求他們必須改變原來所忠誠的文化信仰。另一方面，外來文化的缺陷和不足以及由此產生的心理排拒和對本土文化的深深眷戀，卻使他們又難以從文化心理和行為模式上轉變立場。于是，他們乃試圖找尋一條認為是兩全其美的新途徑，既能舒緩內心的矛盾與焦慮，又能消解東西文化對峙的緊張，還有在實踐上的可行性，這成了當時這些知識分子努力的方向。梁漱溟就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一方面承認西方文化與現代化的內在聯系而顯示了相當程度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和普適性。⑤
　　由此可見，20世紀初，文化民族主義也是作為中國全盤西化論的對立一極而出現的，它提倡一種與激進主義相異的調適路線，這種調適帶有溫和的性質，要求在中國傳統背景下重建中國的文化系統，催生民族自身的新文化。但歷史教訓則從經驗層面堅定了西化者的信念，導致產生全盤否定民族文化價值的邏輯可能和情緒化傾向，實際上這種文化偏激已給歷史和民族留下了深深的遺憾。⑥ 章太炎的描述一語中的：“近代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暴自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5]（P. 276）此西化之風流至“五四”時，更有偏至者，提出廢漢文漢字而采西文西字之說，認為傳統的漢字文化是進步中國的桎梏。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狹隘“文化民族主義”是一種保守愚頑的話，那么這種全盤西化的過度強調則又是另一類非理性的浮躁。基于這樣一種歷史語境，從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上思考，批判地吸納西方文化，調和中西，就有了歷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更是一種與浮躁、沖動相對的難能可貴的回歸。
　　二、現代訴求下的文化調適
　　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主脈是中國“文化”與“民族”的有機整合，要準確地理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首先應從其演進的歷史理路上來考察。有學者將中國近代文化民族主義發展分為戊戌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和“五四”前后三個階段。[6]（P. 263）戊戌時期，康、梁基于民族國家危機，提出“保國、保種、保教”，文化與民族的內涵相當充分。進入20世紀后，民族主義在中國勃然興起，成為一股思潮影響社會。辛亥革命后中國雖然在政治上確立了民族國家，但民族與文化的危機依然使當時國人懷疑依政治解決危機的可能而轉向從民族的文化精神來尋求挽救。到“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隊伍中的醉心歐化者主張放棄中國的本位，全盤輸入西方文化，引起了中國文化主義者的極其反感和憤怒。隨著歐戰結束，建立在資本之上的西方文明弊端集中暴露，使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者更感覺到西方文化的墮衰和中國文化的深遠博大，它不僅是挽救中國危機的根本，而且具有世界性普遍價值意義，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發展至其巔峰。
　　“現代性”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雖產生于歐洲，但不能認為只是局限于歐洲中心的歷史敘事，對它的理解應在具體的歷史中來進行。它首先應該是一個有明確方向性的時間觀念：單向的在時間軸線上的向前與不可逆回；其次是一個有待實現的社會狀態：獨立的、富強的、進步的新型民族國家。另外，不能以獨斷的模式來運思，應采取多元主義的態度對待改造社會狀態的道路和方法，也就是“現代化”的問題。⑦ 通觀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系譜，從國粹派到新儒家，在守望著共通的文化價值的同時，也共有更實質、更深層的現代民族國家訴求。不論是章太炎等國粹主義者，還是新儒家的諸位先生，沒有誰愿意回到十足傳統的“古代”中去固守“孤立的傳統”，誰都懷有對現代強國的崇高向往和期待。在這種語言意義下，文化民族主義堅持文化價值及提倡民族精神，就具有了歷史的合理性，進而為實踐提供了可能的前提，它久來遭受非議的價值和立場一并轉化成了實現目的的手段，它的目的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本身所蘊含的現代目標。現代性這個看起來似乎與傳統文化立場異質的目標，已經轉變成文化民族主義的直接關懷。
　　但應該警醒的是，如前所述，西方一批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給非西方的文化民族主義貼上了保守、狹隘、頑固、排外的標簽，聲言非西方文化本身不能通向社會——政治現代化。事實并非如此，文化民族主義對傳統和民族的東西有著實際的條件設定，并非是要無條件地保存一切傳統和民族的東西，它只是要通過回到民族的創造性的生命原則，重建統一民族的不同方面——傳統和現代，農業和工業，科學和宗教，其結果“只是一個用本土語言講的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文化”。[7]（P. 172）所以，包括國粹派，梁啟超、梁漱溟、杜亞泉等，他們并非全盤固守固有文化一成不變，而是從自身文化體系中，開掘能服務于中國現代化的內容，為現代中國找一個“立國的精神根基和民族的內在生命力”。[7]（P. 172）他們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也并非囿于自身本質的體系而抱殘守缺，而是以一種開放的意識來審視本土的文化，以一種具有包容他者氣質的非本質主義精神來對待傳統，激發和培養自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精神，因此，他們能采文化多元主義，吸納先進的文化因素，將“歐化與國粹并行不悖”作為自己的宗旨。[8]（P. 13）
　　作為一個文化民族主義的典型代表，梁漱溟思想中的現代取向，更能使我們對文化民族主義的吊詭（paradox）性格有深刻的理解。很長一段時間里，“擁護中國相傳之禮教，倫理風俗，習慣，而反對西洋工業資本社會之思想，政治”[9]（P. 140）成為思想史上對梁漱溟的典范言說。其實連梁氏自己對此亦不以為然。按梁氏的申辯：他要求中國應“有方針計劃的建國”，[10]（P. 62）“中國需要民主，亦需要憲政”，只是“民主憲政在中國，都要從其固有文化引申發揮，而剴切于其當前事實，不斷襲取外國制度”。[11]（P. 70）故他自覺并不是進步運動的障礙：“我不覺得我是反對他們的運動！我不覺得我是他們的敵人”。[12]（P. 738）他看重現實的要求，注重現代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說“有些人誤會我反對物質文明，反對工業，我安有此意，我對物質生產增加和技術生產改進，原是看得很重的”。[13]（P. 101-102）梁氏聲稱自己并非“學問中人”，而是“問題中人”，此“問題”可從他“切志中國問題的解決”[14]（P. 9）宣示中獲得準確的意義——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問題。梁氏認為“認識老中國”，是為了要“建設新中國”：[11]（P. 6）從一個舊的國家基礎上進入到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要求國人“在建設新中國的要求上明朗有力”。[10]（P. 61）這其中已有一個破與立的辯證設計，不僅在政治與經濟上要求“新”，而且在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上都要求中國具有“新”的現代特質。
　　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梁漱溟與西化派在對民族國家的現代意義理解上的距離。梁氏理想中的現代國家并非全依西方范式來建構，他認為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不是純粹的西方模式或全盤西化，而是既具本土特色又融入了西方先進文化的一條有自己特色的現代發展道路。也就是說，梁漱溟已經從西方現代文明進程中發現了頓挫。因而他首先主張在中國應堅持以人為本、倫理本位，再從西方引進團體生活和科學技術——這正是當時中國所缺乏而又為改造中國文化所必需的。通過這樣的調和、互補，梁漱溟認為中國“可以避免西方的缺陷而實現現代化”。[15]（P. 211）
　　從上述對梁漱溟的思想分析中，包括20世紀30年代他的鄉村建設、民族自救運動的理論和實踐，實在很難感受到他反現代性的氣息。相反的是，我們可以發現他思想中已內洽了現代性質的目標。所以也就不難理解艾愷所認為的梁漱溟的文化觀與陳獨秀的持論更為一致之論。[15]（P. 81）現代中國的歷史，尤其是20世紀中后期的經驗過程，令我們不能不感嘆梁氏當年的洞見。今天有學者這樣對梁氏的評價也許是較為中肯的：“梁漱溟的民族主義不僅不是反現代化的，而且是現代主義的。梁漱溟關于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的確說了很多。但這都是手段，他虛構出傳統文化，無非是要闡明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人們之所以將梁漱溟及其民族主義視為反現代化的，無非是他主張中國不能照搬西方現代化的道路。而要走自己獨特的現代化道路。”[7]（P. 177）如此看來，中外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保守性和反動性特質的觀點大可商榷。
　　“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中國現代性思想最為重要特征之一”。[12] 批判現代性的現代性，乃是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者出于現代化的自覺和民族國家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一種選擇。依今天后見之明，西方的現代化范式，于近代以來本已遭受苦難和不幸的中國，確是一個充滿危險的陷阱。因為西方范式本身也存在著種種缺陷，而且已經給西方社會帶來了系列的負面影響，甚至災難。⑧ 20世紀初中國文化民族主義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即是出于對中國現代化道路和現代性本身的考量。
　　這也是今天認識和評價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基礎。對傳統文化的忠誠，與缺乏對批判武器的批判，往往被當作批判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口實。實際上，這恰恰忽視了對文化民族主義所堅持的傳統文化的深層理解，暴露了自身的膚淺。對于文化民族主義者來說，他們的傳統文化與其說是傳統資源的照搬，不如說是對傳統的現代重建。這樣的傳統已被賦予現代的品質，具有現代內涵，因而是揚棄后的傳統。歐戰慘絕人寰的悲劇性結果使中國文化人更有理由對西方文明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西方文化界也對他們長期以來堅持的價值原則產生了懷疑，開始思考他們自身文化存在的問題。梁啟超等人戰后的西行考察及其回來著文闡述西方文明的沒落，反身再求中國文化的新功用，進一步探發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所在，以之來改造中國和助益世界，表明近代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能在新的背景下理性地思考中國的現代化與中西文化的關系問題。盡管在闡發見解和主張時，帶有明顯的隆中抑西傾向，但這并非是機械的回歸和獨斷的肯定，而是表達他們的以傳統文化作為現代中國價值基礎的社會理想和希望。
　　現代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表達為對功利價值的信仰，過于注重物質而忽視精神的內涵，從而引起精神和文化的危機，導致道德缺失和社會失范。西方在其現代化的歷史演進中并未能克服這一困難，因此有了歐戰的悲傷。而中國作為一個非西方的后發展國家，卻有充足的時間去覺悟這種不足，有經驗可資借鑒，更有充足的道德資源可進行精神安頓。文化民族主義強調傳統精神，就是要在現代化轉型期，使中國能避免西方有過的失誤，能有一價值和精神的基礎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根柢。
　　三、多元主義的合理選擇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學者們對民族主義的研究更側重于政治的類型傾向，這暴露了學界的一種心態，那就是更為關心民族的政治認同和政治問題的解決，重點放在民族的主權、獨立和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強弱變化。盡管這些對于民族的建國、救國而言，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但過于從政治角度解讀，易于引發割裂或漠視中國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數千年來建構的民族文化認同與民族的政治訴求之間的現代性關聯，以致不自覺地陷入了所謂“五四迷思”同樣的困惑，也從另一面反襯出民族文化關懷、發展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性。
　　對文化民族主義的認識則更多地側重于這樣一些方面：重視宣傳祖國的歷史文化，培育國人愛國心，弘揚民族精神，提倡自尊自信自強等等，但也因此忽視了文化民族主義一個最為本質的東西，也就是說文化民族主義為什么會堅持固有文化為主體，發展民族新文化的問題。所以，在討論文化民族主義這個主題時，更應該重視的是他們的現代取向及現代化的目標訴求，應該追索表象的內在意義。但在這一過程中也要警惕，文化民族主義有華夏中心主義的邏輯傾向和思想親和，自大性、狹隘性和文化的虛驕是其較難克服的消極因素，民族自戀的文化情結會滋生出非理性的民族情感而走向極端，種種皆說明，文化民族主義自身的批判是極必要的和明智的。實際上，文化民族主義在中國已顯出了它的弊端，如中西文化比較中中國文化無上優越論，儒家文化中心主義，中國文化的復興是人類的唯一希望等等宣示。但這不是文化民族主義的整個面相和主流，將文化民族主義置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歷史語境中來理解，我們會對這些弊病持一種歷史主義的寬容，而對其現代性的取向投以更多的肯定，更會認同并致意于文化民族主義敢于“突圍”全盤西化的勇氣。
　　現代化是一個艱難而復雜的歷程。單純肯定或否定中、西文化的取舍，絕不是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中國所需的是多元主義的文化態度，在處理本位與外來文化的沖突時，所應有的是歷史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理論立場。中國的文化有數千年的底蘊，無論何種外來的思想和文化，要想在這塊土壤上長久駐足并產生影響，必須堅持本民族地位的前提，經過吸收和改造的過程而融入其中才行。文化的發展靠的不是暴烈的手段，而是孕育，孕育是一個理性的融生化育的過程，這樣的產物，才是發育完整而最有生命力的。陳寅恪先生1933年在讀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后說的一段話有如空谷足音：“……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兩種態度，乃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也。”[16]（P. 352）寅恪先生之語實際上反映了文化民族主義對待中西文化的一種理性的多元態度。其對真理的接近已為近百年歷史所驗證，在今天仍有意義。
　　注釋：
　　①如許紀霖先生在論述中國文化民族主義深厚的傳統內涵時，認為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堅持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因而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傾向保守立場，排拒外來先進文化，固守著本土的文化陣地。許紀霖. 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心路歷程[C]. 李世濤主編. 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②漢斯·科恩提出了這一觀點，英國厄內斯特·蓋爾勒繼承和發揚了這一觀點，在其著作《民族和民族主義》中指出，文化民族主義是后進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創造，是進步和現代化的障礙。安東尼·史密斯亦持此看法。厄內斯特·蓋爾勒. 民族和民族主義[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局，2002.
　　③杜贊奇認為歷史“并非僅僅沿著一條直線向前延伸，而是擴散于時間與空間之中”。[美]杜贊奇著，王憲明譯.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中譯序[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④列強認為，為了擴充這種精神影響而花些錢，“即使從物質利益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收獲更多；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陶菊隱. 美國侵華史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⑤在此還得一提的是，極端的文化危機感和痛苦感也滋生出另一種狹隘的非理性情緒和行為實踐：拒斥先進文化，堅持中國數千年來的價值原則不可變更，自驕坐大，認為本民族的精神、稟賦優于其他一切民族。這是一種狹隘、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理所當然地成為批判的對象。所幸在20世紀中后期，這種文化心理愈益少見，人們自覺用批判的眼光理性地審視中西文化間的種種互動，確認自身的文化立場和價值取向。
　　⑥西化主義者之所以堅持全盤的西化是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中國落后而導致挨打的歷史經驗，其二，西方文明的先進有力量。因而在強烈的民族情緒驅動下，他們要用認為是絕對優越的西方文化來挽救瀕于滅亡的中國，認為非西化無以救中國，從而“唯泰西方是效”。嚴復將進化論學說引輸中國后，優勝劣汰、競爭生存逐漸成為普適的原則，西方文化成為中國文化轉化的目標，單線的一元進化理論的泛化，為知識分子追求西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武器。
　　⑦關于“現代性”問題的討論可以參閱柯凱軍與汪暉的訪談對話。柯凱軍，汪暉. 關于現代性問題答問[A]. 李世濤. 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子[C]. 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⑧鑒于20世紀初的世界性戰爭給西方帶來的災難，一戰結束后，西方有一批思想家認為所謂西方“先進”文明已經破產，而拯救的希望卻在中國，因而紛紛東來，尋求以深沉厚重的中國文化實現對西方世界的挽救。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48～53D5民族問題研究暨愛民20072007
文化民族主義/中西文化沖突/現代性
近代中國文化民族主義以民族歷史與文化作為認同的核心依據。盡管在當前的學術視野中，文化民族主義多被目為保守主義的代稱，但綜其在歷史中的具體意義，則體現出對民族國家的現代訴求和一種新型民族文化重建的期待，且能在中西文化交鋒中抱持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態度，具有明確的現代取向，確非“保守”一詞所能容括。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京48～53D5民族問題研究暨愛民20072007
文化民族主義/中西文化沖突/現代性

網載 2013-09-10 20:43:1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