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市場化進程與外資流入方式選擇的地區性比較分析

>>>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02)01-0025-(07)
   一、問題提出
  1979年至1991年間,我國累計外商直接投資為233.5億美元, 而國際借貸則達527.4億美元,后者大大超過前者。 與此不同, 1992 年至1999年間,外商直接投資高達2825.7億美元,國際借貸只有846.0億美元(注:楊圣明.《“十五”期間我國利用外資走向》,《中國青年報》,2000/11/26。)。外資在進入我國時的方式選擇上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一現象值得研究。
  在我國,研究引進和利用外資方面的文章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大概來說,這些論述可分為兩類:一類以研究外商直接投資為核心,考察外資在華行為特點、發展趨勢以及對我國出口、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和我國引進外資的政策策略(例如:滕家國,2000;王麗英,2001)(注:滕家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發展及其主要特點》,《經濟評論》2000(4):36-43。王麗英.《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資趨勢分析與應對策略》,《當代財經》,2001(2):52-54。);另一類以研究國際借貸為核心,考察如何在吸引外資和國家債務安全方面進行權衡(例如:張海星、趙恒群,1999)(注:張海星、趙恒群.《芻議外債風險管理》,《財經問題研究》,1999(1):56-59。)。 較少有把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這兩種外資流入方式結合起來進行考慮,尤其是幾乎沒有對這兩種投資方式選擇進行原因上的探討,大多只是從結果進行研究(例如:稻田實次,1995;吳立廣,1999)(注:稻田實次[日].《有關對外開放后的中國外資引進——直接投資的引進和對外借款》,《現代日本經濟》,1995(2):55-59。吳立廣.《國際資本流動新格局及我國引進外資策略》,《世界經濟》,1999(4):34-39。)。
  本文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分析目標,研究地區市場化進程與外資在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投資兩種方式進行選擇之間的關系,探討這種行為選擇的根源。以地區市場化進程為紐帶,把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投資結合起來考察,探討地區市場化進程在外資進入方式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
  弄清地區市場化進程與外資進入方式選擇之間的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一、弄清楚外資進入我國的方式選擇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經驗告訴我們,相比較而言,直接投資的本國化過程往往能附加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進行直接投資的往往都是大型的跨國公司,生產的產品大部分用于出口,有助于拉動我國經濟增長,增進就業;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比較更具有穩定性,而且我們國家自己不需要承担更大的投資失敗風險,從經濟發展的長遠來考慮,我們更希望直接投資的進入。因而,我們必須關注外資進入的方式選擇。其二、地區市場化進程在決定外資進入我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方式選擇時應該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地區市場化進程可能同地區優惠政策、勞動力成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公共配套設施等一樣決定著外資進入的方式選擇。第三,我們知道地區市場化進程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很難度量的變量,檢驗它對外資進入方式選擇的哪怕是微小的影響都是有價值的,也可以增強我們使用流行的地區市場化進程指數時的信心以及檢驗這些指數的實用性。
   二、理論分析
  鄧寧(Dunning)歸納和吸收直接投資領域的理論成果, 對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研究。認為在國際經營活動中存在著三種優勢:(1)所有權特定優勢(Ownership specificadvantage);(2)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3)區位特定優勢(Location specific advantage)。 只有這三個條件均得到滿足時,才完全具備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條件。從理論上講,對外直接投資只有具備了這樣三種優勢,才能獲得比本國高的回報率或者說獲得比國際貿易和國際借貸更高的回報率,本文僅僅考察與國際借貸的關系。
  表面上來看,直接投資通過雇傭當地管理人員和職工,外商直接投資似乎比國際借貸投資擁有更多的信息優勢,這種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al Asymmetry)使國際信貸投資承担了更大的投資風險。但是,由于各省(自治區)市場化進程的不同帶來的直接投資的不確定性風險把國際信貸投資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弱化了,甚至是超過了這種信息上的不對稱帶來的風險。各地由于市場化的原因使外商直接投資者并不能完全按市場規律辦事,往往在處理事務過程中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例如,為了獲取地方某些許可,而必須給地方官員行賄)。
  在地區市場化進程中有四種不完全市場的存在:(1 )產品市場不完全,(2)要素市場不完全,(3)在企業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上的不完全競爭,(4)政府政策造成的市場扭曲。在實踐中, 進行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在獲取這些資源時就要付出高額的交易成本,勞動力,資本,土地三種生產要素并不能完全自由流通,各種管制、限制、分割、壁壘大量存在(比如:為了獲得配額和許可證,常常要接受各種當權者的勒索)。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外商直接投資者在實際過程中的風險,更為嚴重的是,在權利而不是價格占據主導地位的準市場經濟(轉型期的國家)里(或者是至少行政權利起到重要作用的市場經濟),外資在和地方政府進行談判時外商直接投資者就會處于不利的地位,政府經常在談判中增加價碼,交易成本常常有自加重的趨勢。這樣,外商直接投資就要比國際信貸投資付出更多的沉沒成本,也就相應承担了更大的風險,于是它自然要求得到更多的報酬。
  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看到國際借貸有以下幾種形式:外國政府借款、國際金融機構借款和一般商業借款,前面兩種都是需要政府担保的,第三種方式一般也獲得了政府顯性或者隱性担保,在出現問題時由政府出面幫助解決,這就大大減少了國際信貸所要承担的風險,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需要承担更大的風險,理應得到更多的報酬。
  另外,和外商直接投資比較,國際信貸投資帶有很強的不穩定性(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國1997年年末的直接投資仍有37.45億美元,而同期的銀行與貿易相關的貸款下降為-17.19億美元。《世界銀行1999世界發展指標》,中國財經經濟出版社,2000:360。)。而且由于政府對借款的担保極易引發貨幣甚至金融危機。保羅·保魯格曼(Krugman,Paul R.)在他的道德風險模型(注:Krugman, Paul R.(1998),What Happened to Asia? Mimeo, Cambridge, MA, MIT.)中指出:亞洲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機構憑借與政府的密切關系,從國際資本市場借入廉價資金,再轉手以更高的利率貸出,推動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膨脹,但任何泡沫都是要崩潰的,當巨額的資本流入轉化為恐慌性的流出時,就是匯市和股市崩盤之時,金融危機也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我國各地區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也應該注意到國際借貸的這種潛在風險。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假說: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市場化程度越低,直接投資所要付出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外商直接投資相對于國際借貸的信息優勢就越是微不足道,作為一個外國投資者來講就越是愿意采用國際信貸這樣的投資方式。以下我們對這一假說進行證明和檢驗。
   三、簡單模型
  微觀經濟學里有一個標準的關于消費和儲蓄的二期微觀經濟模型(注:高鴻業,《西方經濟學》(上冊 微觀部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337。),魏尚今(Shang-Jin Wei)建立了一個二期模型分析了世界各國政府腐敗同外資之間的關系(注:Shang-Jin Wei (2000),Corruption, Composition of Capital Flow, and Currency Crises, NBER Working Paper, August 2000.),在直接投資理論里也有以企業為基礎進行微觀研究的二階段模型(注:吳彬、黃韜. 《二階段理論:外商直接投資新的分析模型》,《經濟研究》,1997(7):25-31。)。在這里,借鑒這些模型并推廣到分析外資進入我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方式選擇與各地區市場化進程之間的關系。建立一個兩期(Tow-Period)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模型,目的是想利用這一簡單的模型,描述一省(自治區)如何通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重新配置每一期政府支出的數量而達到更高的效用。
  模型假定:
  (1)經濟活動和外資活動只是持續兩期:期1和期2:
  (2)外資進入只有兩種方式:直接投資(DI)和國際借貸(IB);
  (3)稅收設定為外生變量(T);
  (4)僅僅考慮政府支出(G),不考慮消費和投資。
  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模型定義為
  U(1)=U[G(1)]+βU[G(2)] (1)
  U'[G(1,2)]>0 []U″[G(1,2)]<0 (邊際生產率遞減)
  其中G(1),G(2)分別為地方政府某省(自治區、直轄市)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支出;β為主觀貼現因子,用來度量政府在支出時的時間選擇偏好,這里設為常數。
  從國民收入等式C+I+G=C+S+T和前面的假設得到G=T
  考慮到時間價值,如果政府不引進外資,則地方政府生命周期預算約束線為
  G(1)+G(2)/(1+i)=T(1)+T(2)/(1+i) (2)
  把(2)代入(1)并對G(1)求導數,得到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一階條件
  U'[G(1)]=(1+i)βU'[G(2)] (3)
  如果β=1/(1+i),即主觀貼現因子等于市場貼現因子,則U'[G(1)]=U'[G(2)],結論:沒有外資進入時, 在我們前面的假設條件下地方政府是期望一條水平的支出線。
  下面把外資這一因素納入模型分析中,也即是前面假設(2 )中政府支出在出現缺口時靠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補足,在這里為了分析的方便,不考慮時間因素。
  G(1)=T(1)+IB(1)+DI(1) (4)
  G(2)=T(2)-R[IB(1)]IB(1)-R[DI(1)]DI(1)(5)
  其中R[IB(1)],R[DI(1)]分別為國際借貸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回報率,從外資投資的目的來看都要獲取利潤,很顯然這里都大于1。
  R[IB(1)]=R[*]+δIB(1) (6)
  R[DI(1)]=R[*]+δDI(1)+θ(MI)DI(1) (7)
  其中R[*]為無風險報酬率;根據等量資本獲等量報酬的原則,δ為外資的資本平均收益率,θ(MI)為外商直接投資的風險報酬率,θ(MI)是由各省(自治區)的市場化程度決定的,市場化程度越低,所要求的風險報酬率越高。
  此時地方政府生命周期預算約束線為
  G(2)=T(2)+T(1)-G(1) (8)
  把(4)、(5)、(6)、(7)、(8)帶入(1),分別對IB(1)和DI(1)求偏導數,則此最大化問題的一階條件為:
  U'[G(1)]-βU'[G(2)][R[*]+2δIB(1)]=0(9)
  U'[G(1)]-βU'[G(2)][R[*]+2δDI(1)+2θ(MI)DI(1)]=0 (10)
  由(9)、(10)可得
  DI(1)/IB(1)=δ/[δ+θ(MI)] (11)
  從這個簡單的模型就可以得到結論:各省(自治區)的市場化程度越高,θ(MI)越低,國際借貸和外商直接投資的比例DI(1)/IB(1)越高,這也就從數學的角度證明了前面的假說。
   四、數據檢驗
  地區市場化進程指數見《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2000年報告》,這是由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做出的一個研究成果(樊綱、王小魯、張立文)。該指標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以及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制度環境5個方面評價各省區的市場化相對程度,總共有19個指標和分指標構成,并最終轉化為只用數字表示的從0到10 的市場化進程等級,數字越高,市場化程度也就越高。
  表1 各省區相關原始數據
  附圖F102d56.JPG
  資料來源:1、《中國經濟年鑒》(1998、1999、2000)。
  2、《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2000年報告》,樊綱、 王小魯、張立文。
  http://www. google. com搜索所得。
  本文樣本和數據有以下幾點說明:其一、樣本中沒有包括內蒙古、海南、西藏和青海,是因為這4 個省區沒有對應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國際借貸的數據;其二,福建1998、1999年的數據來自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9、2000);其三,山東的數據在1999年的《中國經濟年鑒》和2000年的《中國經濟年鑒》中不一致,本文以后者的數據為準;其四、《中國經濟年鑒》中云南的國際借貸只有1998年的數據,陜西沒有1999年的國際借貸和直接投資數據,甘肅沒有1997年的國際借貸數據。文中都進行了簡單化的處理。除此以外,為了減少隨機因素的影響,所有別的數據都是1997-1999年三年的平均值。
  下面對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同外資進入方式選擇進行相關性和線形回歸分析,首先定義幾個變量:MI表示各省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GDP表示各省區的國內生產總值,PGDP 表示各省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FI表示各省區基本建設投資,CCI 表示各省區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IB表示國際借貸,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資,RFB表示外資中的FDI /IB比率。因為外資進入時可能不僅僅是考慮市場化進程,各省區的經濟發展總體狀況,公共配套設施,工資水平等也會影響外資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所以這里添加了幾個變量。工資水平本來應該用各省區的貨幣工資水平,但是年鑒上的數值各年的價格基礎不統一,而且外資一般只是進入城鎮,于是就選用了與之相關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建立如下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注:這里分別以直接投資,對外借款以及直接投資和對外借款的比率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能更全面地反映外資進入方式選擇和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之間的關系。)并進行測算:
  logFDI=a+bMI+cX+e; ①
  logIB=a+bMI+cX+e; ②
  log(FDI/IB)=a+bMI+cX+e; ③
  其中,{X=[logGDP,logPGDP,logFI,logCCI];e為隨機擾動項}
  表2 相關性和線性回歸分析結果(注:本文中的相關性和回歸分析都是用的SPSS10.0應用軟件做出來的。)
  附圖F102d57.JPG
  從表2知道,外商直接投資的相關性分析和線形分析結果都還是不錯的。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其一、一方面各省區的經濟總量越大(以GDP表示),整體的居民生活越富裕(以人均GDP表示),所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越多,另一方面直接投資進入以后對經濟的正反饋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增長,地區居民收入增多,生活水平改善,這樣就加強了這種正相關關系;其二、各省區基本建設投資越多,對應的外商直接投資卻是越少,這說明1997年到1999年3年里國家向中西部增加了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而外商直接投資還沒有向中西部傾斜;其三、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同外商直接投資沒有什么直接的聯系,一種解釋是外商直接投資并不在乎工資成本,另外一種解釋是外資進入以后雇傭的大部分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部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核算的大多是國有企業的,兩者沒有直接的聯系因而也就沒有了相關性(這種解釋是比較合理的),還有一種解釋是不能用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代替城鎮居民貨幣工資水平在這里分析問題(這種解釋在我們看來有點勉強)。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所特別關注的外商直接投資和各省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之間的正相關通過了95%水平的T檢驗, 市場化進程越快的地區,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越多。數字中的經濟意義便是一個單位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的變動會引起0.444個單位的logFDI的變動,舉個例子,市場化進程由廣西的水平(指數5.9)提高到北京的水平(指數6.9),會帶來外商直接投資增加1.78倍(注:10[0.444*](6.9-5.9)-1=1.78。),這一點剛好與前面的論述和預想一致。
  同樣從表2中知道,國際借貸的相關性分析和線形分析結果很差,國際借貸與各省區的經濟總量(以GDP表示)、 整體的居民生活水平(以人均GDP表示)以及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不過,還是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國際借貸與各省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的正相關還是通過了85%水平的T檢驗,可見市場化水平越高同樣也能吸引國際借貸投資;但是,和外商直接投資不同的是回歸系數為0.222(而前者是0.444),顯然, 市場化水平對國際借貸投資的影響遠沒有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大。其二、國際借貸與各省區的基本建設投資之間的正相關通過了85%水平的T檢驗, 說明了這幾年國家在引進外資時注意了對外資(文中表現的是國際借貸)向基本建設投資的引導,當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國際金融機構直接支持我國基本建設方面的國際投資借款。
  本文的核心問題為考察各省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是否影響外資的流入方式選擇。因此還要看FDI/IB 比率同地區市場化進程的相對指數的相關性,但是從表2對方程③的檢驗來看, 基本上沒有任何的相關性。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加入了一些不相干的變量, 因此我們把變量logGDP,logPGDP,logFI,logCCI剔除,單單考慮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同外資進入方式選擇之間的關系,看看有什么特別的結果。
  表3 相關性和線性回歸分析結果
  附圖F102d58.JPG
  從表3中很容易看出,FDI、IB以及FDI/IB比率同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的相關性和線性回歸的效果都是不錯的(僅僅R[2]數字稍微顯小了),方程①和方程②的說明在前面都有了論述,這里就不再重復了。其中方程③的結果正如我們所意料地那樣,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同FDI/IB比率正相關而且通過了99%水平的T檢驗,市場化進程快的地區FDI/IB比率較高。 也就是說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具有這樣一種外資流入方式:在外資流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采用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比例和相對較低的國際借貸投資比例,以上的內容就是從數據檢驗的角度證明了前面的假說。
  通過以上的分析和論述,我們就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論證了市場化在各省區外資進入方式選擇時的影響。本文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需要改善的地方還有以下幾點:其一,內生性的問題,即在測算各地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時,判斷指數偏低可能考慮的是FDI/IB的比率比較低, 在這樣的例子里,這種正相關關系實際上就成了一種因果關系;其二、全面性問題,從我所選擇的變量來看,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可能有別的影響FDI和IB進入的因素沒有考慮到,而這些因素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為什么選擇這些因素也沒有很好的理論依據;其三、穩定性問題,對于本文所運用的各地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本身也帶有研究者的主觀性,由于沒有別的機構或者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可以運用,也就缺少了可比性,因此關于檢驗結果的穩定性證據不夠。
   五、結論
  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越是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同時也能夠吸引更多的國際借貸,但是,對直接投資的影響要比國際借貸大很多。這樣,在一個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使外資流入更多的傾向于直接投資而不是借款的形式,數據檢驗也支持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和理論的論述。這也就可以理解,一方面,從全國范圍來看市場化程度是逐漸提高的,外資在進入我國進行方式選擇時,從最初的國際借貸為主轉為以直接投資為主;另一方面,從各省來看市場化進程不同步,在各省之間外資的流入方式還存在顯著的差別,市場化進程越快的地區,直接投資的比例也就越大,國際借貸的比例越小。
  對這種影響的解釋可以有兩種:其一、同國際借貸比較,外商直接投資在進入時和平時的重復性交易中,同地方政府接觸的機會要多,這樣,在市場化不完善的地區,就要付出更多的交易成本(其中很多是給當權者的行賄);其二、通過國際借貸的方式進入時,都會得到政府顯性或者隱性担保,而直接投資沒有這樣的待遇。
  以國際借貸為表現的間接投資是帶有較強的不穩定性的,隨著當地經濟形勢、優惠政策、甚至官員的更替會發生大進大出的現象,而一旦出現這種現象,對地方經濟無疑會是極大的打擊。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從根本上來講,只有一個辦法:加快地區市場化的進程。
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石家莊25~31F10國民經濟管理覃東海20022002本文以地方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分析目標,從市場化進程的角度來分析外資進入各地區的行為特征。通過一個簡單的二期微觀經濟模型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闡述和論證了一個假說:在外資進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外資進入時會選擇這樣一種進入方式——高直接投資比例,低國際借貸投資比例。外商直接投資/國際借貸/地區市場化進程  foreigh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indebtness/regional marketization processAimed at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essay analyzesthe behaviourial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entering different regions from the point of marketizationprocess. Using a simple two-stage microeconomic model, itillustrates and demonstrates a hypothesis theoretically andpositively: when the overall influx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held constant in highly marketized regions, foreign investmentinflow will take such a form as high direct investment ratioand low international credit investment ratio.覃東海,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 100875  覃東海,1977年出生,男,土家族,湖南永順人,北京師范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研究生。 作者: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石家莊25~31F10國民經濟管理覃東海20022002本文以地方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分析目標,從市場化進程的角度來分析外資進入各地區的行為特征。通過一個簡單的二期微觀經濟模型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闡述和論證了一個假說:在外資進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外資進入時會選擇這樣一種進入方式——高直接投資比例,低國際借貸投資比例。外商直接投資/國際借貸/地區市場化進程  foreigh direct investment/international indebtness/regional marketization process

網載 2013-09-10 21:30:03

[新一篇] 我國居民消費不足的成因及對策探析

[舊一篇] 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問題與對策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