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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雄主義是當代文學精神史上最炫目的主題之一。但這一主題到目前為止的流變過程及其軌跡也許能引起我們深深的思索。
　　單就“英雄主義”這一主題而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也許已經將它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極至。從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賀敬之的《雷鋒之歌》等詩歌作品對“英雄主義”的縱情歌唱，到《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歐陽海之歌》等小說對英雄人物日益熾烈的景仰贊頌之情，讓我們感到這是一個比任何時候都更崇尚英雄主義的時代。
　　十年“文革”之后的新時期文學似乎開始了一個“再敘事”的過程，在文學精神上，經歷了一個將“人”重新找回來的過程，因此，在“傷痕小說”與“反思小說”等新時期初期的小說思潮中基本上是以批判的方式對人性、人道、人權的肯定，而英雄主義、理想主義似乎還是奢侈的精神裝飾。正面展示英雄主義的作品出現在局部的、特殊的傳統的題材領域：軍事題材與改革題材。前者如《西線軼事》、《天山深處的大兵》、《高山下的花環》，后者如《喬廠長上任記》、《開拓者》、《男人的風格》、《花園街五號》、《禍起蕭墻》等。這些傳統題材的小說表現的英雄主義也是傳統的、古典的、是在集體與個人，人民與自我的沖突與矛盾中，通過弘揚、肯定集體與人民的利益，否定自我和犧牲個人而成就的一種悲壯而神圣的英雄主義，與五六十年代文學中的英雄主義精神是同質同構的。
　　一種新質的英雄主義似乎是伴隨知青題材小說的蛻變過程而出現的。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張承志的《老橋》、《大坂》、《黑駿馬》、《北方的河》，蔣子龍的《赤橙黃綠青藍紫》等作品中的主人公試圖擺脫“舊夢”走向“新岸”，在這樣一個反思和脫胎的過程中逐漸從初期“傷痕小說”中的“感傷的”、“憤怒的”的情緒中走出來，重新點燃、升騰起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之火。但和傳統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有所不同的是，灌注和滲透了澄明的理性思考和個性主義的特征。在易杰（《南方的岸》）、陳信（《本次列車終點》）、肖疙瘩（《樹王》）、解凈（《赤橙黃綠青藍紫》）等人對“新岸”的憧憬與“舊夢”的作別中，在他們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情懷中包含著深思熟慮的理性反思和對自我實現的熱切關注和充分肯定。尤其是出現在張承志小說中的那個主人公“我”，他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是包涵在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思想之中的，具有極強的個性主義和人本主義的色彩。
　　1985年前后出現的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藍天綠海》、《尋找歌王》，徐星的《無主題變奏》，劉西鴻的《你不可改變我》、《黑森林》，劉毅然的《搖滾青年》等被指認為中國的“現代派小說”。我認為這樣被指認的主要原因是主人公所表現出的那種激烈的個性主義的反傳統性，他們是以傳統文化精神的叛逆者而不是繼承者的面目而出現的。他們的文化個性不僅與林道靜、梁生寶、江濤（《紅旗譜》）這樣一些集體主義和“人民文化”語境中的年輕英雄不同，而且也與易杰、解凈和張承志小說中的硬漢“我”等個性主義文化語境中的英雄也劃出了深深的溝痕。他們的英雄主義或許正表現在傳統的對峙和對自我、對個性的純粹性的堅守。把他們與西方文學中“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直接比擬或許是不恰當、不準確的，但我們確實明確地看到他們的“英雄主義”已失去了理想主義（與社會和民族利益相結合的理想主義）的陪伴和護侍。失去了社會理想主義強有力的護持，單純的“英雄主義”變得日益空洞、乏力、失去了充盈的社會與道德內涵，它幾乎變成為“不合作”和“標新立異”的代名詞。
　　這或許標志著一種文化上的開端，即一種非社會化、非建設性的消解文化開始具有了流行的背景。我們看到，王朔筆下的“頑主”們在叛逆的道路上更向“前”跨出了一步，他們的“不俗”，他們的“英雄氣”不但失去了社會理想主義的護侍，而且也失去了“正義”的支撐，他們在赤裸裸的個人主義和經濟俗利主義的牽引下干著反秩序、反道德的勾當，英雄主義發生了畸變，走向了它自己的反面。
　　當代文學中英雄主義的底蘊由社會理想主義到個性主義再到赤裸的個人主義的變化軌跡，顯示出令人悲哀的“精神滑波”。這種“精神滑波”現象不僅表現在王朔小說中個人主義和俗利主義的精神畸變，還表現在“新寫實小說”中的“非英雄主義”和庸人氣息的流溢。
　　對于“新寫實小說”，人們最明顯的觀察到的是它對生活形態的日常性、世俗性的內容的側重。與傳統的寫實小說將經驗性的內容抽取為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不同，“新寫實小說”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將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推舉到了本體性的地位上來。傳統的現實主義小說強調要創造典型人物就必須創造典型環境，這種典型環境是對政治經濟關系的本質性概括；“新寫實小說”也創造了自己的典型環境，但這種典型環境恰恰淡化了政治經濟關系等經驗內容，而特別推重人的工作起居、鄰里悖忤、家庭糾紛等日常性經驗。如果用一個已經熟爛的概念表達的話，“新寫實小說”推重的不是人的生存關系中作為本質內容的“生產關系”，而是作為表象存在的“生活方式與情感方式”。“新寫實小說”的這種“典型環境”被意象化為“煩惱人生”這一壓抑而沉重的生活命題。在《煩惱人生》中寫工人印家厚從早起床到日落歸家一天的生活流水帳，這一天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煩惱”和“不如意”：住房擁擠、廁所擁擠、汽車擁擠、獎金分配不公、愛情失意。生活成了一場沉重的勞役。在《風景》中，“河南棚子”里豬狗一般的生活與親子手足之間的仇視和互相折磨，更是一片獨異的生活與人性的風景。在《單位》、《一地雞毛》中，人與人之化氛圍比喻成“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出的出口”的鐵屋子，表示出自己心情的焦慮與沉重。“一地雞毛”的意象似乎是一個更加紛亂，消磨熱情、意志與理想的“萬物之陣”，作者的心情是無奈帳惘而沉重的。）紛亂、沉重的“風景”。
　　在日常性和世俗化的“煩惱人生”面前，“新寫實小說”中的人物普遍表現出對理想主義的厭棄，對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拒絕，而無可奈何地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現存秩序；傳統文學中對理想主義的熾熱向望，對改造社會而達成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烏托邦沖動，對人生的價值及意義進行形而上思考的真誠與執著都被日常性的生存經驗、被“好好過日子”的世俗性號召所取代。王朔小說在消解傳統文學精神至上，意義至上的崇高和理想化的價值形態時建立了一種新的世俗化的烏托邦幻想，即過一種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在汰除以社會為己任，以彼岸性、終極性為人生追求的“古典英雄”的同時，還創造了自己的“痞子化”的“當代英雄”。與之相比，“新寫實小說”似乎透露出更加透心徹骨的悲觀主義，世俗主義和投降主義。它摒除了任何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情結，其基本信念就是“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
　　　　　　二
　　傳統文學中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兩種精神價值其向度雖有所不同，但兩者的存在幾乎是不可分的，是兩種互為表里的積極的價值形態）有兩種價值向度，其一，是將人生理想與改造社會相結合，社會理想的實現及其為之奮斗甚至犧牲，是人生理想的替代方式。這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包含著巨大的充盈的道德與倫理內涵；這種包含著豐富的“善”的內核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主題構成了文學價值的主要形態。無論是周大勇（《保衛延安》），沈振新（《紅日》）、江姐、許云峰（《紅巖》）、楊子榮（《林海雪源》）等這些戰爭中的英雄，還是象梁生寶（《創業史》），劉雨生（《山鄉巨變》），閻興（《在和平的日子里》）等這些在“和平的日子里”的行進人物，都是將自己融入改造社會，建立幸福未來的偉大事業中，他們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因為具有“善”的內核而變得崇高而悲壯。或許具體到某個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確存在著撥高、“虛美”缺陷，把它視作唯一合理的價值尺度并成為排斥其他精神主題的理由也給當代文化生活帶來消極影響，但作為一個形象群體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力量和價值形態本身，這種以“善”為核心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是時代精神的真實寫照，絕不應該被否定。
　　在新時期小說中，雖然其主要的精神特征是批判的向度，表現出對“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呼喚，主要價值形態是人道主義，但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并沒有寂滅。喬光樸（《喬廠長上任紀》）陳抱貼（《男人的風格》），李向南（《新星》），鄭子云（《沉重的翅膀》），隋抱樸（《古船》）等改革者形象和梁三喜、靳開來（《高山下的花環》），劉毛妹（《西線軼事》），鄭志桐（《天山深處的大兵》）等軍人形象身上仍體現出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強大精神感召力。即使同樣以生活日常性與世俗性內容為描寫對象，《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人到中年》、《普通女工》、《流逝》等仍表現出力圖穿透這種世俗性生活達到一種非世俗的價值認同的努力。李順大、陳奐生、陸文婷、何嬋、歐陽端麗所生活其中的無非是吃飯、穿衣、造屋、上班等日常性的世俗生活，但是這些日常生活內容表現為它的不平常、不如意，表現在它對精神與人性的否定與傷害。或者說，這些作家恰恰是在物質／精神這種二元對立的價值框架內堅定站在了“精神”一邊，批判了“物質”、日常生活的庸俗性，其背后仍然是改造社會與精神至上、人文至上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陸文婷、何嬋身上表現出的那種柔韌、堅定、執著的精神與信念是理想
　　但“新寫實小說”的創作取消了精神至上這一傳統的價值立場，物質生活、日常的生活經驗成為唯一的存在，被本體化甚至是浪漫化、理想化。沒有了崇高的精神價值立場映襯與導引，物質與日常性生活經驗成為唯一的、最終的經驗，“過日子”成為目的，無論日常生活是“詩性的”還是“煩惱的”，你都得接受，都得認同。“生活就是這樣”、“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社會改造的主題，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主題統統消解于這種日常經驗當中。
　　在《煩惱人生》的文本結構中，存在著物質／精神，世俗性的生活經驗／浪漫化的精神理想這種二元視角，日常性經驗：孩子掉床，上廁所，吃飯，擠車，上班遲到，獎金分配，托兒所的經歷，被工會抓差，下班回家聽到住房折遷等貫穿在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行動線上，這是一個外在的明顯的敘事線索，這一線索的敘述意識突出了生活的瑣碎與“煩惱”。作品還有另一條線索即隱附于行動線上的印家厚的心理活動，是印家厚對瑣碎、“煩惱”的日常生活所作的精神反應，以回憶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兩條線索表現的是兩種經驗，前者是當下的現實經驗，后者則是記憶（提及的主要經驗性事件是初戀、下鄉生活），實際代表的是青春、愛情與理想。這兩種經驗兩種視角恰恰構成了這部作品的敘述張力，但與傳統文本最大的區別在于，敘事的歸依不是理想與精神對世俗性生活的超越、改造與征服，張揚理想主義與人的主體精神；恰恰相反，而是表現為生活邏輯對人的改造，現實原則來修正理想、使之納入世俗生活的軌道。“少年的夢總是具有濃厚的理想色彩，一進入成年便無形中被瓦解了……他只是十分明智地知道自己是個普通的男人，靠勞動拿工資而生活，哪有功夫想入非非呢？”“雅麗怎么能夠懂得他和他老婆是分不開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大文本”這一角度解讀小林這一形象的話，他的思想性格特征與林道靜、梁生寶、陸文婷、解凈、何嬋等形象類型崇高或優美的美感特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構成了“互文”，映襯出小林和小林生活其中的這一時代在文化上的蒼白與平庸，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小林的出現未必不是對生活的批判與反諷。但這種大文本式的閱讀與批評同樣需要批評者的眼光與勇氣，特別是需要批評者站定人文主義和精神至上的價值立場，否則小林的批判與反諷意義是很難發現，發掘，是無法被接受，只能助長精神失敗主義的文化頹風。
　　其二，文學中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還有一種價值向度，即表現在對人生價值與意義的追問，表現在對平庸生活與平庸人生的永無止境的超越以及對生命極限的挑戰，這種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主要不是以其道德倫理內涵表現為“善”的特征，而是表現為求“真”、求永恒的執著與堅定，是對精神與哲學命題的形而上思索，其極至狀態的美感特征是悲涼與悲愴。這一價值向度表現出更加純粹的精神至上的烏托幫情結，物質性、世俗性的生活常常表現為難以容忍的庸俗性，是生命價值的否定力量。以“真”為內核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主題在“十七年”文學中較少見，而在“新時期”小說中，特別是在一些年輕小說家諸如張承志、史鐵生、阿城等人的作品中表現得較為突出。
　　在張承志小說的經驗世界中存在兩種經驗兩種價值的尖銳對立。我們在他作品中感受到一種巨大的張力就來自于兩種經驗語碼及其相關的情感與價值內容的沖突。物質化、世俗性的經驗語碼通常是：擁擠嘈雜的都市、瑣碎擾人的日常生活，諸如八平方米的小屋，蜂窩煤等等。總之，日常性的經驗世界在張承志筆下總是表現為窘迫、逼仄、煩惱的非人性非理想的特征。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對抗與超越，他的作品中出現了大量作為理想人生與精神家園的象征而出現的另一套語碼：大草原，北方大河，冰川中的大阪，黃泥小屋，金牧場等等。這些作為精神家園和理想人生的寄足地而出現的“新大陸”與世俗性的現實生活構成了張承志作品的兩極；而超越世俗，追求理想、實現詩性的、有意義的壯闊人生永遠都是張承志小說所倚重，所關懷的。因此，精神、信仰、彼岸性是構成張承志小說世界的話語中心詞。
　　在史鐵生筆下，主人公大都是為各種各樣肉體的殘疾所困擾，如《我遙遠的清平灣》中的下鄉知青“我”，《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阿勒克足球》中坐輪椅的主人公等等。對于這些人來說現實世界是豎立在他們面前的一道又一道的屏障，是人生道路上橫亙著的溝溝坎坎，是他們現實生活經驗中難以克服難以逾越的困窘、難堪而又屈辱的記憶。但是，盡管身體的殘疾阻礙了他們享受世俗生活的幸福，但他們都有自己獨立的精神的天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體驗著生命的憂傷與歡樂。史鐵生筆下的人物常常呈現為生命的極至狀態：生命的沉重、艱難造成的缺憾與在精神上對這缺憾頑強的超越使“靈”“肉”達到了一種既尖銳對立、嚴重分離又高度統一的狀態，這是一種生命敞開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讓人觸摸、感受到生命如琴弦般（《命若琴弦》）震顫、張馳，它是那樣脆弱、易折，瞬間就會喑啞、寂滅；但即使斷裂了，那也是在震顫之后的斷裂；即使喑啞了，但冥冥之中，在空曠而寂靜的生命狀態中仍留下了揮之不去的裊裊余音。正像很多人所感受到的，史鐵生的小說中充滿一種宗教般的情緒體驗；但這種宗教感不是來自于神性崇拜的中世紀宗教：一種自我渺小、甚至是無我的迷狂顫栗與噤語的狀態；而是來自自然與生命崇拜的現代
　　面對世俗性的經驗和人生困境，阿城找到了一條不同于張承志和史鐵生的生命超越的道路，即從中國傳統文化人格中引入了老莊式的“逍遙”之途。在《棋王》中，人生經驗被抽象為“吃飯”和“下棋”即“生道”和“棋道”兩類。在二者的關系中，強調“為棋不為生”，“為棋是養性，生會壞性，所以生不可太勝”；在“棋”中，人通過“坐忘”的方式進入純粹精神化，藝術化的人生經驗當中。
　　盡管張承志，史鐵生、阿城等人在選擇人生超越的方式上各有不同，其精神資源、文化價值背景也相互有別，但他們表現出的共同點則是對精神價值的倚重，對物質世界與世俗性生活超越的意向，在人生意義的探究、求“真”的價值范疇內表現出精神至上的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精神傾向。但到了80年代后期，這種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受到懷疑和拒絕，而世俗主義的價值觀卻被普遍認同。在《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中，在業余詩人四和小市民貓子所代表的價值觀的交鋒中，代表“啟蒙”和人文立場的四成為一個不合時宜倍受嘲笑和冷落的人，而貓子所代表的小市民生活卻充滿了樂陶陶的誘人光澤。《一地雞毛》中，詩人“小李白”由一個詩的信徒變成了一個賣烤鴨的小小暴發戶，反而是“小李白”的這一轉變真正給小林以“啟蒙”：
　　“你還寫詩嗎？”“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濃痰：“狗屁！那是年輕時不懂事！詩是什么，詩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現在還在寫詩，不得餓死！你結婚了嗎？”
　　小林說：
　　“孩子都三歲了！”
　　“小李白”拍了一下巴掌：
　　“看，還說寫詩，寫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異想天開，不要總想著出人頭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說呢？”
　　小林深有同感，于是點點頭。
　　……
　　這也許是當代文學中又一經典性的場景，它表明兩種生存觀、價值觀、兩種文化價值心理的新傾斜。“寫詩”與“賣烤鴨”作為精神生存、詩性生存和物質生存、世俗性生存的象征與隱喻，“賣烤鴨”的勝利標志著形而下的務實性、世俗性的生存觀與價值觀的勝利。
　　　　　　三
　　無論是以悲壯為特征的古典的崇高，還是以悲涼為特征的現代的崇高（這種崇高體已經不是很純粹的了，它吸納了荒誕、滑稽、幽默等異質的美感因素，但其主導的美感形態仍然是崇高感，如加繆筆下的西緒弗斯比之普羅米修斯這一“高尚的圣者與殉道者”顯然不具有悲壯、神圣這種古典主義的崇高感，但他參透了世界及生存的荒誕本質之后仍然“選擇”了拼搏、抗爭這種生命形式說明，他仍然不失為一個富有崇高感的英雄。中國當代小說中的有些形象如史鐵生筆下尋求生命超越的“殘疾者”，阿城筆下的王一生，肖疙瘩等也同樣具有了這種現代的崇高美感特征，其構成的基本的精神因素是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美學上的表現形態就是堅定、柔韌的意志品質和寧折不彎的抗爭與超越意識。而“新寫實小說”中的美學形象印家厚、小林、遲欽亭、七哥、貓子、莊建非等反理想主義和非英雄化的平庸者從根本上與崇高、悲壯等美感形態相悖離，也與陸文婷、解凈、何嬋等柔韌、優美的美感形象存在著明顯的分野。與悲劇英雄和“極平常的悲劇者”均不同的是，他們在異己的力量和環境面前，不是采取對立、抗爭、拒絕等積極、主動的主體化的姿態，而是采取認同、“混”、隨俗俯仰甚至是以惡抗惡（比如《風景》中的七哥）的非主體化、非對象化
　　“新寫實小說”是一種“還原性”的經驗寫作，這一方面是指對生活的反映變成了一種機械性的“模仿”，文學經驗和生活經驗呈現為同樣的“生活流”的隨意、松散、似乎是未經組織加工的狀態（實際上這也只是表象，“新寫實小說”實則在有意躲避生活中重大，本質和有組織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指作家寫作態度上從主體性位置上抽離，未對生活經驗進行“精神性的裝飾”，或者說是一種知識分子化的哲學性、意識形態性的表述被有意拆除了，文學文本完全變成了近距離的生活經驗的描述，而通過象征，隱喻等手段進行的種種表意性的努力，在文本中建立精神高峰的企圖都被取消了，所以“新寫實小說”在閱讀經驗上來說，因為沒有任何精神的“障礙”而變得非常樸素和平易近人，而從審美心理上來說，因為人物的生活化、世俗化、非英雄化，已經不存在精神上的挑戰和哲學化的形而上思考，也難以出現悲劇式的憐憫或恐懼等高峰式的審美體驗。從文本到精神，“新寫實小說”可以說變成了一部消解精神生存的通俗性的大文本，與“十七年文學”和1987年以前的“新時期文學”在文化精神上已經呈現明顯而尖銳的裂痕，緣于此，有人將1987年以后的文學創作指稱為“后新時期”也是不無道理的。
文學評論京54～6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先科19981998當代文學中英雄主義的底蘊由社會理想主義到個性主義再到個人主義的變化軌跡，顯示出“精神滑坡”的現象。“新寫實小說”從文本到精神都變成了一部消解精神生存的通俗性大文本，與“十七年文學”和1987年以前的“新時期文學”在文化精神上呈現出明顯而尖銳的裂痕，而其對理想主義的厭棄和對激情與浪漫的拒絕造成了寫作中的某種“貧血”現象。孫先科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 作者：文學評論京54～6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孫先科19981998當代文學中英雄主義的底蘊由社會理想主義到個性主義再到個人主義的變化軌跡，顯示出“精神滑坡”的現象。“新寫實小說”從文本到精神都變成了一部消解精神生存的通俗性大文本，與“十七年文學”和1987年以前的“新時期文學”在文化精神上呈現出明顯而尖銳的裂痕，而其對理想主義的厭棄和對激情與浪漫的拒絕造成了寫作中的某種“貧血”現象。

網載 2013-09-10 21: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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