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重尋共識以推進漸進民主轉型

簡體傳統

民主轉型無非有著兩種可能，一種是在高層的控制下逐漸改良而成，另一種是在危機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揮而就。政府顯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種局面的產生。特別是，局面失控后產生的民主社會不但質量往往不高，而且廣大百姓很可能會在失控局面中蒙受很大損失。如何走改良型的道路因此就成了關鍵。黨內民主還是從其他方式入手？基層民主開始還是自上而下地進行？從實質民主開始還是從選舉為核心的程序民主入手？這里面大有學問。
    一般來講，自下而上的民主轉型比較穩妥，但是卻有著以下三個弊端：一、自下而上的民主轉型更容易強化社會中原有的對發展民主和現代公民社會不利的社會矛盾、社會結構和政治文化，從而對長期的民主發展不利；二、在自下而上的民主轉型發展到一定政府級別后(比如到地委、省一級)，地方政治勢力就有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民選合法性架空中央政府，乃至導致國家的崩潰甚至分裂；三、自下而上的民主轉型會因為速度太慢而趕不上社會矛盾和危機的發展，從而讓百姓覺得是在作秀而失望。中國的實質民主在近年來有著飛快的發展，地方官員因此受到了很大的約束而一般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發展起來的許多實質民主手段(如上訪、散步、網絡政治參與等等)，因為得不到程序的約束而有著很強的民粹主義傾向并且很難被制度化，長此以往只會加大政府的執政壓力，并大大增加改良型民主轉型成功的難度。

    較為可行的是以民主為主導的混合制度

    我們要搞民主，但是必須反對泛民主。民主政治十分適合于領導人的產生和對于某些議題的決定，但它并不是萬能的。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政府目前面臨著極其嚴重的財政危機，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加州政治在共和黨的主導下形成對民主的長期濫用。加州政府喜歡搞全民投票，而加州百姓對于政府增加各類福利的提案全都擁護而對增加稅收的提案則進行否決。由此帶來的財政赤字在加州經濟尚好的時候并不凸顯，因為政府能把稅收目標鎖定在企業的利潤和個人收入的增加上，但是在目前的美國經濟下，加州政府就走投無路了。
    一般來說，較為可行的制度不是一個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以民主為主導的混合制度。比如，在處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務時，以法律和行政規范為行事依據的科層制會比較有效。當國家的法律和政策涉及某些群體利益時，給予這些群體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響力就是一個方法，這就是利益集團制。在一些靠國家力量很難搞好的領域，政府可以在“市場”上“購買”一些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民間組織的服務，這就是類市場制。在某些有著較為清楚的以證據為基礎的專業知識并且這些知識能為大眾公認時(如醫療衛生)，專家決策制就會比較有效。最后，當一個領域既不能形成專業人員和利益集團，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識時(如父母離婚后小孩的監護權)，抽簽制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必須強調的是，任何制度的運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礎。簡單地講，科層的規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須嚴格分明，專家的職業道德必須有制度的監測和保證，利益集團代表的產生必須在有關群體內具有合法性，類市場制下民間組織對于政府“訂單”的競爭必須公正，抽簽的過程必須透明。與民主選舉一樣，這些制度的最終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而百姓對于這些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于整個體制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成熟的民主體制是以上制度權威性得以確立的最大保障。
    民主轉型不見得一定會成功，不成功的民主轉型還可能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前許多歐洲民主國家崩潰并走向法西斯道路，拉丁美洲國家二百多年來在獨裁、低效民主和軍事政變之間反復拉鋸；東歐的民主轉型僅僅在捷克、波蘭和匈牙利等少數幾個國家有著顯著的成功，南斯拉夫的民主轉型引發了國家分裂和種族清洗；在西方國家晚期的民主轉型當中，西班牙不但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而且引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這些成敗教訓都值得仔細研究。

    既要彈壓極端勢力更要樹立社會共識

    民主政治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法治，成熟的民主社會對政治家素質的要求相對較低，但是俞可平所提倡的漸進性民主轉型的成敗關鍵，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時的政治家的素質。在民主轉型時期，一個國家往往會為社會共識缺乏、社會矛盾尖銳、民粹主義流行、知識分子天真等等問題所累。于是乎，激進人士認為政府的改革太慢并天真地認為自己掌握著一個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一攬子方案，而保守人士則責怪政府走過了頭。在這種場合下，化解社會矛盾，樹立社會共識以推進漸進民主轉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就依賴于轉型時期政治家的智慧。轉型時期政治家不但要有堅韌不拔的向前精神，而且還要有堅決彈壓極端勢力的決心和能力，同時他們在主要政策面上還必須讓人民看到希望以樹立社會特別是精英層面上的共識。
    從這一點上來說，研究鄧小平思想和政治謀略在目前有著特別的意義。改革初期的鄧小平在運用“真理問題大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神話后，掉頭就制止了隨之而風靡的理論務虛浪潮，并提出了“不爭論”的觀點。鄧小平的這一做法很為當時的世人所不解。其實它的巧妙之處在于避免了精英層面的思想在改革尚未開始就形成公開分裂，并使得沒有人能在改革初始看清社會發展方向，從而避免了反改革力量的集聚，使人們的觀念和利益能隨著社會變化而同步發展。鄧小平的“摸石子過河”觀點使我國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烏托邦思想、教條主義和各類“工程”思想的束縛(所謂的“工程”思想這兒指的是一種把社會發展類比為機械設計的工程師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下，不同層面上的改革就成了不同的“系統工程”，改革導致的后果經常會在利益驅動和社會結構的交錯下而與“設計者”的初始想象南轅北轍。我國規模巨大的改革因此能像一條小船，不斷根據情況而調整方向。鄧小平在堅持開放中對極端勢力的彈壓則更為經典。改革初始，他一方面彈壓黨內極左勢力和取消對社會發展極其不利的“四大自由”，另一方面關閉了“西單民主墻”，與此同時他逐漸放開言路，擴大改革，使人民感到了希望。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初通過南方談話力挽狂瀾，從而奠定了中國目前的繁榮，則是他最后的佳作。鄧小平能在十分不確定的情況下，通過他的謀略來孤立極端勢力，安撫保守勢力，并將人心所向的改革推向前方，從而贏得甚至是他的反對者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