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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為適應中學語文教學改革的需要，各種版本的高中語文“實驗教科書”已陸續問世。那么，從接受者（學生）的角度看，新版語文教材選文是否達到了提升文學在中學語文教育中的作用及影響？我們通過對泰山學院2004 級部分新生（2004屆高中畢業生）所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與舊版語文教材相比，新版語文教材存在著如下兩點認識上的偏差：
　　一、在處理“時代性”和“典范性”辯證關系上，新教材有片面性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以下簡稱為《課標》）規定：“選文要具有時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內涵，文質兼美，豐富多彩，難易適度，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開闊學生的知識眼界。”這些要求之中最根本的原則就是選文的“時代性”和“典范性”。“時代性”與“典范性”，看似矛盾，實則統一。“時代性”強調教材要注意選取反映當代社會生活的文本，但又必須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即具有“典范性”，“時代性”包含著“典范性”；具有“典范”意義的文本，不必是當下的，但卻是它特有時代的“典范”，“典范性”包含著“時代性”。此其一。其二，“時代性”還意味著對傳統文本的創造性解讀，即作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辯證統一。比如選讀古典詩文時，其歷史意義就是希望學生學習這些中國的傳統文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時代背景，作者的個人情感以及當時的社會心理；其現實意義就是借古喻今，滿足讀者所處時代的審美需求。因為語文教材中的選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欣賞，無論哪部作品，只要被選入了語文教材作為范文來供學生學習，它就必然承載了文化傳播與培養教育下一代的雙重任務。這是選文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們在對舊版語文教材選文問題的調查中得到的最深刻的感受。
　　此次調查共設計了5個問題，前兩個問題是：（1）在20世紀的文學家中，你最熟悉的有哪些？（2）在最熟悉的名家之中，你最喜歡誰？為什么？調查結果顯示：“最熟悉”的前7位中有5位源自語文課本選文，他們是魯迅、朱自清、巴金、老舍、冰心；在“最喜歡”的前7位中有3位與語文教材的選文有關，他們是魯迅、朱自清和冰心。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魯迅先生，他在“最熟悉”、“最喜歡”兩個選項中都以絕對優勢高居榜首。“最熟悉”魯迅的理由有：“中學語文課本中學過魯迅的文章最多”、“從小到大接觸的最多”等；“最喜歡”他的理由是：“學過他的文章最多”、“有人格魅力”、“文章中的國民性”、“批判性”、“有獨立的思想意識”、“民族魂”等等。從上述表述可知，魯迅作品本身的藝術魅力固然使中學生銘記不忘，而語文教材的選文對學生的影響也非同一般。據調查，舊版初、高中語文教材曾先后選入魯迅作品20余篇，居所有作家之首。如此轟炸式地對某一作家作品進行選讀雖然有失公允，但從影響上看，應該說舊版語文教材有成功之處！因為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領軍人物，無論其作品的歷史意義，還是現實意義都在其他作家之上，其“時代性”與“典范性”的含金量自然成就了他的文壇霸主地位。舊版語文教材選文的“時代性”與“典范性”的成功結合，還體現在其他幾位作家的作品選讀上。比如現代文學部分，除了魯迅作品之外，只要是高中畢業，人們都能夠說出能夠代表那個時期的著名篇章——《背影》《小桔燈》《再別康橋》等等。這一切都應該得益于舊版語文教材的選文。
　　相比之下，新版語文教材則有些遺憾。比如山東版，其必修本共有88篇選文，其中中國文學部分：古代文學29篇、當代文學27篇、現代文學8篇。 其中現代作家作品有：《讀書的藝術》（林語堂）、《蒙娜麗莎的魅力》（傅雷）、《再別康橋》（徐志摩）、《釣臺的春晝》（郁達夫）、《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宗白華）、《祝福》（魯迅）、《雷雨》（曹禺），從這些作品的題目上就可以看出，真正能夠反映1919年—1949年間最能代表現代文學創作成就的篇章，只有魯迅的《為了忘卻的記念》和《祝福》，以及曹禺的《雷雨》、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不僅如此，語教版也有此傾向。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前兩冊的32篇選文中，古代文學16篇、當代文學11篇、現代文學8篇。它們是：《死水》（聞一多）、《黃鸝》（徐志摩）、《雨巷》（戴望舒）、《寂寞》（卞之琳）、《你說，你最愛看這原野里》（馮至）、《春》（穆旦）、《鑄劍》（魯迅）、《〈新青年〉時代的魯迅》（曹聚仁）、《箱子巖》（沈從文）。兩個版本雖然在數量上有所不同，卻有許多相同之處。一是更強調古典文學的傳承地位，二是更看重當代文學的當前意義，三是現代文學的經典之作很少。為什么會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現代文學表現出如此的冷漠？為什么對這個時期的那些傳統名家名作做如此大的“顛覆”？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山東版完全拋棄了現代散文的旗幟性人物朱自清，其深受學生們喜愛的經典之作《荷塘月色》也被臺灣當代作家顏元叔的《荷塘風起》取而代之。顯然新版教材在處理“時代性”與“典范性”辯證關系上還存在著片面性認識。相比之下，廣東版、蘇教版則高出一籌。此版本的“散文”單元中，選取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兩篇散文《霞》與《我的家在哪里？》、張潔的《揀麥穗》、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余光中的《沙田山居》，并向學生推薦閱讀《朱自清散文全集》。這組選文有兩大特點：一是很好地把握了散文的“時代性”、“典范性”的基本內涵。5篇文章既是作者所處時代的真實寫照， 也與當前社會的人文關懷、人性主題一致。二是體例編排合情合理。前有必讀篇目——具體作家的具體作品作感性導引，后有《朱自清散文全集》供選讀時理論提升、開闊眼界之需，有點有面，疏而不漏，真可謂一箭雙雕，一舉兩得。看來，選擇精品并不難，難的是對“時代性”、“典范性”的準確定位！
　　二、在“指向性”上，新教材雖有所改進但不夠完善
　　指向性，是就選文的教育價值而言。所謂教育價值，是指所選文章的主要目的及其應用效果。“語文和文學都是人類的語言活動方式，兩者有重疊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粗粗地講，它們都承載著一定的思想內容或所謂‘道’，但文學意在審美，語文重在實用。”盡管語文不是“載道”的工具，但它具有培養教育下一代的責任，它面對的是正在成長中急于汲取知識、確立正確的思想認識和健康的人生態度的青少年，它具有間接的“載道”之意。因此認識并充分發揮選文在語文教育中的引導作用非常重要。為此，《課標》規定：“教材要適應中學生身心發展的特點，符合語文能力的形成和發展的規律，要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有助于形成學生良好的個性和健全的人格。”這就是說，選文除了要考慮作品本身的“時代性”與“典范性”之外，還要考慮中學生對作品的接受能力以及學習效果，即選文要有指向性。
　　在這一點上，舊版語文教材有許多遺憾。從前面的調查中可以發現：學生們“最熟悉”的作家有時候卻不是他們“最喜歡”的作家。為什么熟悉這些作家，因為語文課本介紹過他們的作品，為什么不喜歡？因為選文與他們的興趣、愛好不一致。于是就出現了“最熟悉”與“最喜歡”不一致的現象。在調查中我們還發現，幾位在“最熟悉”一項中排名靠后的作家，在“最喜歡”一項中的名次卻非常靠前。首先是當代學者散文家余秋雨，由原來的第九位上升到了第二位，其次是臺灣已故作家三毛由原來的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還有香港武俠泰斗金庸，由原來的第十三位上升到了第三位。之后依次是朱自清、錢鐘書、冰心、張愛玲。在這8 位“最喜歡”的名家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5位與語文教材選文無關， 他們是余秋雨、三毛、金庸、錢鐘書和張愛玲。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告誡我們，忽視了中學生的閱讀心理與身心發展特點，選文的教育意義往往會南轅北轍。怎么辦？我們不妨看看他們喜歡什么？喜歡余秋雨的理由：“他的文化大散文文化氣息濃郁”、“有濃厚的人文關懷”、“強烈的憂患意識”、“符合當代人的閱讀心理”；喜歡三毛的原因：“作品的表達方式特別，讀起來輕松，但絕不淺顯”、“其獨特的經歷”、“為自己而活的個性”等；喜歡金庸的理由：“豪氣干云”、“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武俠世界”。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個性”、“人文關懷”、“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些充滿了時代特征的新詞匯不約而同地傳遞出這樣的信息：不論是哪一時期、哪種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只要適合中學生閱讀，符合他們的成長特點，喜歡就成為了一種必然！
　　那么，什么樣的作品適合中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此次調查還設計了這樣的兩個問題：（1）哪部作品（或文章）對你的閱讀（性格、興趣、愛好等方面）影響最大？（2）哪部作品（文章）對你的寫作影響最大？
　　問題一的調查結果：閱讀影響百分比高于魯迅（86％）的有5位， 他們依次是冰心（100％）、金庸（96％）、錢鐘書（94％）、張愛玲（92％）、余秋雨（88％）；寫作影響百分比高于魯迅（67％）的有6位，分別是朱自清（124％）、冰心（93％）、余秋雨（88％）、錢鐘書（82％）、張愛玲（77％）、三毛（72％）。尤其是在寫作方面的影響，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有的同學在“最喜歡”一項中選的是魯迅，但是在寫作影響上選擇的卻是朱自清，即雖然喜歡讀魯迅作品，但寫作上受益最大的卻是朱自清，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最喜歡”朱自清先生的有17人，而寫作上影響最大的卻有21人，占總喜歡人數（17人）的124％。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跑票”？請看學生填寫的理由：魯迅的作品“太深奧、難以借鑒”“無法模仿，對寫作幫助不大”等。再看金庸。在22位喜歡他的同學中，有11人即占喜歡人數50％的同學認為其作品對“寫作”無影響。其原因是其作品“娛樂性強，對寫作幫助不大”“只是喜歡看，故事性強，文學價值不高”等。而為什么朱自清、冰心備受青睞？許多同學認為朱自清散文“通俗易懂”、“寫法細膩”、“清新自然”等；冰心散文“文風樸實自然，不做作”……這一“雅”一“俗”的強烈對比，雅俗并存的學習效果充分說明，對中學生而言，太感性的文章或者過于理性的文章都不適合他們。
　　再看問題二的結果：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對學生的“閱讀”與“寫作”方面的影響也不相同。以朱自清散文為例，雖然人家認為他的散文易學可讀，但就影響而言也不一樣。在“最喜歡”他的17人中，10人認為《背影》對自己的成長有影響，而12人認為寫景散文《荷塘月色》在寫作方面受益更多。而魯迅先生則不同，在最喜歡他的63人中，最受歡迎的兩篇小說《狂人日記》、《阿Q 正傳》在閱讀方面的影響都超過了其寫作方面的影響。而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冰心的《寄小讀者》在寫作方面的影響都遠遠超過了其在閱讀方面的影響。再看整體情況。在統計的6篇最有影響力的文章《阿Q正傳》、《狂人日記》、《背影》、《荷塘月色》、《文化苦旅》和《寄小讀者》中，可以發現只有后3 篇是寫作方面的影響高于閱讀方面的影響，其中一篇《文化苦旅》來自學生的課外閱讀。這就是說在6篇文章中，真正對學生寫作方面產生較大影響的只有兩篇與語文選文有關，占總篇數的33％。這說明舊版語文教材選文在指向性上有失敗之處。
　　新版語文教材仍然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比如語文版第一冊第二單元的詩歌部分，其中的現代詩選《死水》（聞一多）、《寂寞》（卞之琳）等，當代詩《我遙望》（曾卓）、《麥地》（海子）等，選文與其題目“詩意地棲居”一樣生澀難懂；廣東版第四單元古典詩歌（1）中的《詩經》兩首《靜女》《氓》《離騷（節選）》等，山東版第一冊第一單元中的《從美學角度看數理科學》（趙鑫珊）、《讀書的藝術》（林語堂），第四冊中的《讀數時代》（南帆）、《鐳是一種恐怖物質》（比埃爾·居里）、《論無性造人》（托馬斯）等，這些文章“新”是新了，但不知對中學生而言有多大意義？有文章云：“按照每冊教材前的說明，高一階段當以‘理解、分析和文言閱讀’為訓練重點，高二階段當以‘初步欣賞文學作品’為訓練重點，高三階段當以‘研討、評介’作品為重點，而形成由易到難、由淺入深的訓練系列。根據訓練重點不同，課文的深淺難易程度也當與之匹配。可總攬各冊課文篇目未見其按照編者所闡述的梯級序列。首先各冊內部看：第一冊第四至六單元的古文按照時代由先而后排列，眾所周知，先秦諸子散文比漢以后的作品易讀，因此形成了由難到易的反向梯級。實質上第一單元的課文《荷塘月色》、《拿來主義》、《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等很顯然比第二單元的課文《北大百年講話》。《記念劉和珍君》、《過萬重山漫想》理解難度大。其次各冊之間亦是如此，第一冊文言文從先秦至魏晉南北朝北，第二冊承接第一冊從隋唐始，止于明清。這種用大學教材的編排體系編寫中學教材的方式根本沒考慮到學生的實際情況。第四冊的小說、戲劇顯然也比第三冊的詩歌容易理解。編者‘說明’一套，而教材編寫時完全違背了初衷另搞一套。無怪乎人們反映的目前高中語文課文比大學語文還要難！”《楊文耀《管見高中語文教材十大弊端》》“高中語文課比大學語文還要難”——這雖然是針對舊版語文而言，但面對新版語文教材中出現的諸多新面孔，我們仍有此同感。

中小學教學研究沈陽8～9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臧秉武20072007
臧秉武，泰山學院教育系，山東　泰安　271021
作者：中小學教學研究沈陽8～9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臧秉武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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