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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
　　眾所周知，改革之前的中國收入分配具有很強的平均主義特征。這不僅體現在當時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和政策占主導地位的城鎮內部，也表現在農村內部較低的收入差距上。據國內外學者對當時的估計，中國農村雖然因區域差異性的存在，其收入差距高于城鎮，但仍處于較低水平。利用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1978年的農村基尼系數被估計為0.21～0.22之間。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農戶收入水平的增長，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這一判斷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基本認同。
　　1.基于全國范圍基尼系數的考察
　　許多學者（唐平，1997；趙人偉等，1997；羅曰鎂，2005；鄒薇，2006；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隊，2006）分別運用不同的樣本數據和估計方法，對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進行了估算。盡管估算方法和使用的樣本數據不同造成不同學者的估算結果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①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各種估算結果都支持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這一結論。
　　20世紀80年代前期，中國農村的基尼系數一直較小，不同學者的計算結果都顯示這一時期農村基尼系數保持在0.3以下，農村居民收入分配平均程度很高。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基尼系數接近并突破0.3，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基尼系數上升的趨勢更為明顯，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持續變大。1978～2005年的基尼系數分析可以發現，農村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從1988年突破0.30后一直穩步上升，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分別達到0.310、0.337、0.358和0.375。②
　　圖1　1978～2005年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數
　　
　　數據來源：筆者對上文提及的5組不同學者的測算數據進行平均處理，得到1978～2005年我國農村的基尼系數。
　　表1　各地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變動情況
　　
　　資料來源：1980、1985年數據來自《中國農村住戶調查資料》；1990年及以后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2.基于地區收入差距的考察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呈現擴大趨勢，農村內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及其變化也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以1980年為基年，三大地區③的農村居民純收入在25年間都有大幅增長，但其幅度卻不盡相同，東部地區達到23.47倍，中部和西部地區則僅有16.36和14.40倍，中西部地區的增長幅度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大地區居民收入增長的差異。
　　表2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最高地區與最低地區的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圖2　工資性收入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
　　
　　資料來源：　《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0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如果把全國各個省市地區農民人均純收入排序，并統計收入最高和最低的五個省市的平均值，我們可以發現，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收入最低的貴州省的4.43倍（1990年），此后兩者的差距一直保持在4倍以上，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距非常明顯。同時，最高五省市平均收入與最低五省市平均收入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2.60倍提高到2005年的3.30倍，顯示了15年來地區差距逐步擴大。
　　3.基于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考察
　　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城市經濟迅速擴張，加之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業勞動力流動轉移，農戶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純農業戶比重趨于下降，非農業戶和兼業農戶比重上升。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農業收入明顯低于非農產業收入。純農業戶和兼業農戶收入差距逐年擴大。
　　圖3　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中各個收入來源所占的比重(%)
　　
　　資料來源：《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0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表3　2005年農村人均純收入構成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
　　我們通常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劃分為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等幾個部分。其中，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純收入是農村居民純收入的主要來源，在不同年份都占到90%以上。其中，來自家庭經營純收入的比重由1985年的74.44%逐漸降低，到2001年后已經低于60%，工資性收入則由1985年的18.04%逐漸增加，近年來已經占到1/3左右。（圖2）
　　此外，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始終維持在較高的水平，1998～2000年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高達82.16%、117.20%和167.22%，此后的幾年里，其貢獻率也維持在50%左右（圖3）。這表明來自非農產業和進城務工的收入已經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而家庭農業經營收入的增長在收入增長總額中所占份額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有些年份甚至是負數。④
　　這種變化首先是農村體制改革深化的結果，各種形式的企業，如集體企業、個體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等在農村迅速發展壯大，它們無論從規模、數量、還是經濟效益等方面都能夠吸引并足以容納越來越多的農業勞動力，使其擺脫傳統的集體農業勞動或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轉而投入到市場經濟之中，以工資或勞動報酬的形式獲取收入并維持生存。
　　從地區角度來看，在2005年東部地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為2198.08元，占整個純收入的46.57%。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1052.64元和674.52元，各占其純收入的35.60%和28.35%。觀察發現，工資性收入獲得者更多地分布在那些較為富裕、周邊城市發達、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較快的東部地區，而廣大的中西部農村居民只能獲得較少的工資性收入。
　　由此可見，我國東、中、西部地區之間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的關鍵就在于工資性收入的差異。中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比如鄉鎮企業發展滯后、城市經濟不發達以及農民在城市就業的比重太低，使得其人均純收入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總之，當前農村收入差距表現為區域內部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區域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第一，地區內部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從農村居民的擇業情況來看，純農戶的收入普遍低于非農戶和兼業農戶的收入。第二，地區間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從地區差距上看，我國一半以上的低收入農村居民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區，東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普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尤其是東部和西部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比較明顯。
　　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與人力資本投資的關系
　　收入差距是人力資本差距的經濟表現，同時，初始收入差距的存在必然會影響到居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從而產生人力資本差距。⑤因此，人力資本差距與收入差距之間不是單純的單向因果關系，而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相互影響的因果關系，收入差距同樣會影響到人力資本的差異。
　　近年來，教育的擴展給廣大農村家庭造成了較為沉重的經濟負担。根據2005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的數據，2004年普通高等學校人均教育經費個人支出部分就達到4788.07元，如果考慮到生活費等其他支出，大學本科生一年的學雜費和生活費平均約需1萬元，而同期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僅為2936.40元，大部分農村學生家長無力支付大學生的學雜費和生活費。即便是義務教務階段的小學和初中的教育支出也分別達到1028.49元和1049.15元。沉重的負担導致一部分農村家庭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⑥
　　圖4
　　
　　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健康投資方面。由于我國農村醫療保障體制缺失、農村衛生管理體制改革滯后，絕大多數農民靠自己負担衛生醫療費用。⑦盡管，1990年代以來，很多地區在政府號召下恢復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但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2003)，由于近年來醫藥費用的價格不斷上漲，高達79.1%的農民又沒有任何醫療保障，許多農民生病后不去醫院就診，而是采取自我醫療，醫生診斷應該住院治療的農村患者沒有住院的比例高達30.3%。⑧這直接影響了本人及其子女健康人力資本的形成。農戶間的收入不平等很可能由此轉化為健康資本存量的不平等。正如馬歇爾(1938)所強調的，“這種禍害是積累性的，一代兒童吃得愈壞，他們到了成年所賺的工資愈少，而適當滿足他們子女物質需要的能力也愈小，如此相傳，一代不如一代。此外，他們的能力發展愈不充分，則他們對發展他們子女的才能愈不重視，因此，他們這樣做的動力也愈小。”
　　收入不平等的存在可能導致部分低收入農村家庭難以承受人力資本的投資支出，在相關融資渠道不暢或者資本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收入不平等將轉化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子女之間的人力資本存量不平等，而這在人力資本擁有較高收益率的背景下，終將轉化為其子女之間的收入不平等。這種作用機制可由圖4表示。
　　三、緩解收入差距擴大的政策建議
　　（一）加大政府對農村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投入
　　長期以來，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對教育的投入都嚴重不足。尤其是我國農村教育管理體制始終堅持“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在實際操作中主要是由縣市、鄉鎮一級政府負責，省級和中央財政負担很少。財權最小的鄉鎮一級往往承担了農村義務教育的大部分支出，鄉鎮只有向農民集資、攤派。由于農民負担沉重，加上人力資本投資收益又帶有一定的滯后性，其長期后果是造成農村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農業增收乏力、再投資不足、人力資本短缺、發展缺乏后勁的惡性循環。
　　要縮小地區之間的農民收入差距，必須在人力資本投資上先縮小與東部的差距。考慮到教育的高回報率及其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傾向的重要影響，政府應花大力氣切實增加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尤其應該加大對邊遠地區農村教育的投入，這將大大加快農民離開本地到外地企業就業的步伐，提高這部分地區農民的收入。
　　總之，教育的投入特別是對農村教育的投入首先應是一個政府行為。欠發達地區政府更應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從增加教育投資入手，建立以居民個人、政府、企業和社會以及海外力量等在內的多元投資主體。實現區域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和諧增長。
　　（二）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鼓勵農村勞動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
　　教育投資對于個人來說是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風險性。從我國農村目前的情況看，一方面，由于教育制度改革，學費、書費等教育的直接成本都在提高；另一方面，教育的機會成本也較高，農村勞動力要增加對教育的投入，既要犧牲一定的勞動時間，又要放棄眼前的收入。過高的教育成本以及農村勞動力可支配收入的約束，成為農民采取教育投資的障礙。在沒有任何政府補貼和福利的情況下，低收入家庭所作出的摒棄教育機會而選擇工作是合理的。因此，政府必須采取有效的激勵機制，加大對于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力度，確保初始教育資本支出的落實，起到推動低收入群體進行教育投資的作用。
　　另外，對于農村因貧困而失學的問題，應該完善和鼓勵教育消費貸款制度，利用信貸手段，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國家應制定完備的配套措施以支持無担保的國家助學貸款的發放，既要保證銀行資金的安全，又要保證貧困家庭的學生能夠得到必要的貸款順利完成學業。
　　此外，還應重視培育優勢職業教育資源，構建有地區特色的中、高級職業技術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形成職業教育發展的優勢資源；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抓好職業教育、專業技術培訓及崗位定向培訓，力爭使大多數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都能掌握一兩門專業技能；建立健全農村職業培訓與勞務輸出的銜接機制，動員農業廣播電視學校、職業高中、技工學校以及社會投資設立的培訓機構，對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培訓，逐步建立省、市、縣、鄉四級培訓網絡，實現欠發達地區人力資本的快速積累。
　　（三）實現農村醫療衛生的公平
　　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曾覆蓋全國90.00%以上的村，然而，伴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合作醫療基本解體，其人口覆蓋率由1976年的92.60%下降到1990年的6.10%（Feng和Tang等，1995），絕大多數農民靠自己負担衛生醫療費用。1990年代以后，盡管我國很多地區恢復建立了合作醫療制度，但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2003)，農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比例仍然高達79.1%，參加合作醫療的人口比例為9.5%、各種社會醫療保險占3.1%、購買商業醫療保險占8.3%。⑨調查還發現，如果按收入水平分為五個收入組，不同收入水平居民之間的衛生服務利用差異明顯，未就診率、未住院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基于許多農民由于支付不起醫療費用而得不到必要的治療，政府應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建立適宜于當地的農村社會健康保險和醫療體制，改善農村人口的健康狀況。2005年，西部地區12省市的醫療衛生財政支出總數僅為東部10省市水平的51.12%，中部地區8省市的支出甚至不足東部的一半。⑩針對財力較弱的中西部地區，中央政府必須加大對其公共衛生系統建設的支持力度。中部地區農村應加強衛生服務供給體系建設，重建鄉、村衛生機構與社區的合作共生關系；西部貧困地區農村則應該加大扶持建設農村衛生服務設施的力度，實施貧困人口的醫療救助。醫療救助是醫療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把醫療救助計劃與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真正使貧困者得到救助。而對于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則可以嘗試實行不同形式的農民醫療保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以致深遠地影響到農村居民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從而產生人力資本差距，而這一差距又反過來造成了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針對該現狀，政府必須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鼓勵農村勞動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同時，加大對農村地區衛生機構的投資和監督力度，建立和完善農村衛生專項轉移支付制度，進行農村衛生機構的組織變革，根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實施不同形式的農民健康保障。通過一系列的措施，縮小人力資本差距，最終達到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注釋：
　　①在具有兩個以上可比較的年份數據中，不同學者測算的結果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這主要是各位作者所使用的計算基尼系數的方法和數據來源不同造成的。
　　②筆者對上述5組不同學者的測算數據進行平均，得到1978～2005年我國農村的基尼系數。
　　③東部地區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山東、福建、廣東、海南、遼寧、浙江、江蘇、河北；中部地區包括黑龍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西部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陜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廣西。
　　④1997～2000年，這一時期我國農產品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現了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折。但同時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從而導致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增長緩慢。1998～2000年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3年甚至是負增長。
　　⑤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資本的兩個最重要的因素，本文僅對二者進行討論。
　　⑥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2005)，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版。
　　⑦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曾覆蓋全國90.00%以上的村，然而，伴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合作醫療基本解體，其人口覆蓋率由1976年的92.60%下降到1990年的6.10%（Feng和Tang等，1995）。
　　⑧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中國衛生服務調查研究》，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⑨同上。
　　⑩筆者根據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
珠江經濟廣州77～84F2農業經濟導刊李欣20082008
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人力資本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以致深遠地影響到農村居民對教育和健康的投資，從而產生人力資本差距，而這一差距又反過來造成了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筆者認為，政府必須在改善農村教育和醫療保障體制上有所作為，以縮小人力資本差距，最后達到縮小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作者：珠江經濟廣州77～84F2農業經濟導刊李欣20082008
農村居民/收入差距/人力資本投資

網載 2013-09-10 21: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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