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四
　　敦煌文獻為歷史學提供了一大批內容豐富的研究資料，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其史料價值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以今天的認識水平觀察，它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對歷史學具有獨特價值。
　　其一，它為我們全面、深入、系統地考察中古時期的一個地區提供了相對充足的研究資料。與甲骨文和漢晉簡牘等其他出土文獻相比，敦煌文獻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它涉及的學科和方面較多。僅對歷史學而言，就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諸多方面。其次，每件文獻所包含的內容也相對比較豐富。再次，它涉及的時間較長，自5世紀初至11世紀初將近6個世紀。即使文獻年代比較集中的8 世紀中至11世紀初，亦達200多年。最后， 全部文獻都與敦煌地區有不同程度的關系或聯系。就世界范圍來看，具備以上條件的出土文獻似也為數不多。如果我們依據這些資料對中古時期敦煌社會的各個角度、各個層面作全方位的考察，其成果將為學術界認識中古社會的具體面貌提供一個模型或參照系。這當然有助于推進人們對中古時期社會的進一步認識。顯然，對歷史學而言，解剖敦煌這樣一個麻雀，其意義會超出敦煌地區。而敦煌文獻為解剖這個麻雀提供了必要條件。
　　本文的簡略回顧表明，數十年來，我國學者在這一方面已做了許多重要準備工作。如對歸義軍政治史的研究、對敦煌歷史地理的研究等都已經相當深入，并有總結性論著問世。有的相關類別文書如碑銘贊類文書和契券文書的整理和研究也已達到較高水平。但仍有許多方面需要加強，不少方面有待展開。如歸義軍時期的經濟史、佛教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些方面甚至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以后才能進行總結。如敦煌佛教史需要對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完成“敦煌佛寺志”、“敦煌的佛教與社會”等系列專題研究以后，才有可能在這方面進行總結性研究。敦煌社會史也要在完成“敦煌氏族志”等系列專題研究后才有可能進行總結性研究。至于敦煌文化史，我們以前做的工作就更有限，大量的工作有待展開。可見，在本世紀的最后幾年和下一個世紀，專題研究應進一步加強。因為只有在深入的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寫出有分量的專史，而各方面專史的完成又是全面綜合研究的必要準備工作。在從事專題研究過程中，需要完成大量艱苦的微觀考察。不少工作表面看來十分細碎甚至繁瑣，無關大局，如過去我們對歸義軍政治史許多小問題的探索就容易使人產生這樣的印象，但這些微觀探索又是我們全面、深入、系統地考察敦煌地區必不可少的工作。當我們將這些具體的探討整合為對整個敦煌地區的微觀透視時，就會發現在敦煌文獻研究領域，微觀考察的意義不同一般。
　　當然，要完成對敦煌地區的全方位考察，僅靠專題研究還遠遠不夠。必須同時積極開展綜合研究與宏觀研究。在第一、二階段，我國學者因受到資料的限制，往往只能就所見少量文書或一件文書進行闡發，研究是點式的，很難做專題或綜合研究。到第三階段，我們能見到的材料日益增多，對敦煌文獻做分類整理或專題研究的學者也逐漸增多。但對各類文書、各個專題、各個學科進行的綜合研究還很薄弱，將敦煌地區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的工作也有待展開。就目前而言，首先應注意從整體上把握敦煌文獻。敦煌文獻雖然分屬各個學科，可以分為許多類別，但同時又是一個整體，各類文獻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人們利用有關10世紀的一大批文書研究這一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和社會，已取得了很大成績，若在此基礎上將這一時期的各類文書打通，相信對這一時期整個社會的了解將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其它如對歷史資料與文學史資料等各學科之間聯系的研究，漢文歷史文獻與藏文歷史文獻等各文種之間聯系的研究，也都是具有很大潛力的研究領域。在下一個世紀，當各個專題和綜合研究都達到較高水平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考慮撰寫貫通中古時期敦煌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領域的《敦煌中古史》了。
　　其二，敦煌文獻為我們進一步研究9世紀中葉至11 世紀初西北地區的民族史提供了提供了大量原始資料。9世紀中葉至11世紀， 是我國西北地區民族發生大變動的時期。但傳世史籍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較少，很難據之進行深入系統的考察。敦煌文獻中保存了一批反映這一時期民族情況的漢文、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公私文書，為我們探討西北地區民族變遷、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與相互間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本文的回顧表明，我國學者在利用這些資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績。特別是第三階段，我們不僅在利用敦煌漢文文獻研究西北地區民族問題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對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較大進步。同時應該承認，我們這方面的工作做得還很不夠，與國外同行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在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研究方面，一些文種與國外的研究水平差距還比較大，取得的成果仍以第二次譯釋居多，能直接解讀少數民族文字文書的學者亦嫌太少。所以今后應進一步加強對少數民族文字文書的整理和研究。特別是藏文文獻，數量很大，值得投入更多的力量進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西北地區民族問題時，應提倡在全面搜集各方面資料的基礎上將敦煌漢文文獻、各民族文種文獻與傳世文獻融會貫通。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得出比較合乎實際的結論。以往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所以分歧較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研究者有時僅據部分材料就勿忙做出了結論。
　　其三，敦煌文獻還為解決中國古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供了材料。古代的敦煌是中國的一個地區。所以，敦煌文獻不僅對了解敦煌地區具有重要意義，其中的許多材料還反映了中原地區的一般情況。我國學者在利用這些材料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如均田制即屬中國古代史的重大問題，但在敦煌文獻發現以前，對其實施情況的研究始終無法深入。我國學者主要依據對敦煌文獻中有關材料的具體探討，才為均田制實施與否的爭論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并對均田制的實質形成了新的認識。又如本文所述我國學者對敦煌法律文書的持續探索，不僅解決了許多有關唐律和唐代歷史的具體問題，還使學術界對久已亡佚的唐代令、格、式等法律文獻的形式、內容、性質有了具體而形象的了解，并為令、格、式的輯佚提供了樣式。再如本文所述我國學者對唐代勾官的研究，也是在具體探討敦煌、吐魯番文獻中有關勾官進行勾檢的記錄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唐代勾官和勾檢制度的整體認識。對敦煌文獻中反映中原地區一般情況的材料作微觀考察，容易使人產生細碎繁瑣的感覺，但從中獲得的知識不僅有助于認識同期中原地區的情況，有時對認識某一事物或社會現象在整個中國古代的發展脈絡亦有助益。如前述我國學者對中國古代社邑發展情況的探討和對中國古代書儀源流的考察，都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從相關敦煌文獻研究中獲得的認識。
　　我國學者在利用敦煌文獻解決中國古代史上的問題方面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在這方面仍有許多工作有待完成。如有關佛教史和社會史方面的資料就利用得很不夠。在今后的研究中應提倡將敦煌文獻放到更大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在對敦煌文獻和傳世文獻、石刻文字中的相關資料作徹底調查的基礎上，將敦煌文獻中有關某一專題的資料放到唐宋時期甚至中古時期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察。
　　其四，古代的敦煌是中國和世界接觸的窗口。所以，敦煌文獻中保存了不少反映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資料。我國學者利用這些資料探索中國與印度、中國與波斯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探索絲綢之路的貿易等課題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但與敦煌文獻中保存的這方面材料相比，還有許多工作可做。特別是在唐代，敦煌匯聚了中國、希臘、印度、中亞、西亞等不同系統的文化，這些在敦煌文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站在中古時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全面系統地發掘敦煌文獻中有關這方面的信息，將是21世紀的一項重大課題。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學者在20世紀雖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但尚未解決的問題和有待開展的工作更多。所以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過去的經驗，力爭在21世紀取得更大的成績。回顧20世紀我國學者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的歷程，似有以下一些因素對研究的進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具有較大影響。
　　第一是資料的限制。對我國一般史學工作者而言，在前兩個階段能見到的敦煌文獻數量有限。雖然在第二階段我國已有英藏敦煌文獻主體部分的縮微膠卷，由于種種原因，能直接利用的人很少。多數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仍主要依靠少量很不完善的敦煌文獻錄校本。到第三階段，我國學者終于可在國內看到英、法和北圖所藏敦煌文獻的主體部分。但有關敦煌文獻的縮微膠卷和影印圖集實際上只有少數高校和科研單位有條件購置，對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查閱敦煌文獻仍有諸多不便。另一方面，由于敦煌文獻多為寫本，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唐宋時期的俗體字和異體字，還有不少寫本使用河西方音。這就要求閱讀某件文書的學者不僅要掌握該文書有關學科的專門知識，還應當對敦煌的歷史、敦煌俗字及河西方音等整理敦煌文獻所需的專門知識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否則，即使有條件直接查閱敦煌文獻，在閱讀過程中也會遇到重重困難。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使得擁有縮微膠卷和圖集的單位，其資料使用率并不高，查閱者多為專門或主要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一般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仍主要依靠錄校本。可見，資料方面的限制，一直是影響我國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的重要原因。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應是21世紀的首要任務。因采用先進技術重排、精印敦煌文獻圖版是正確釋錄文字的前提，所以應在現有基礎上加快敦煌文獻圖版的編輯、出版步伐，力爭在下一世紀初葉完成這項工作。同時加快對敦煌文獻的整理、錄校工作，這既包括分類對敦煌文獻進行錄校，也包括按號對敦煌文獻作全面錄校。目前，分類錄校正在有計劃地進行，全面錄校的工程也已啟動。這項工作是將敦煌文獻推向學術界的基礎工程，是為史學工作者解除資料方面限制的關鍵步驟，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和支持，爭取在下一世紀的前20年完成此項工作。當然，錄校工作一定要保證質量。近年出版的一些錄校本即因質量不佳受到學術界批評。
　　第二是史學觀念的影響。在第一階段前一時期，用傳統方法治學的羅振玉等人對歷史典籍和有關政治史的資料比較感興趣。后一時期陶希圣利用《食貨》出版《唐戶籍簿叢輯》，顯然是其社會史史觀使然。第二階段我國學者對社會經濟資料關注較多，也明顯受到用馬克思主義史觀研究社會經濟史風氣的影響。在第三階段，隨著各種新的史學觀念和新方法的流行，利用敦煌文獻研究歷史各方面問題得以全面展開，其中尤以社會史觀念的重新流行影響最為顯著。數十年的敦煌文獻研究史表明，新的史學觀念和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地發掘敦煌文獻的史料信息，應該大力提倡。
　　第三是對利用敦煌文獻意義的認識。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在這里，陳先生從學術發展史的高度闡述了參與研究敦煌文獻的重要意義。數十年來，陳先生的論述激勵幾代學人積極投身整理、研究、利用敦煌文獻的行列。今天，出土近百年的敦煌文獻似已無資格被稱為新材料了，但與敦煌文獻所蘊藏的豐富史料信息相比，史學界對它了解和利用仍很不夠。如在歷史典籍方面，建國后出版的標點本史籍不只一種未能吸收敦煌學界整理和研究相關敦煌寫本的成果。再以唐史研究而言，不少學者在搜集資料時可以遍讀與唐代有關的文獻，卻很少有人將敦煌文獻列入自己的閱讀范圍。結果是其它方面的有關材料幾乎被網羅殆盡，惟獨遺漏了敦煌文獻中的相關材料。這是有的非常優秀的著作存在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就目前的條件而言，一般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雖說還存在不少困難，但與前兩個階段相比，這些困難還是可以克服的。如果說在前兩個階段阻礙史學工作者了解、利用敦煌文獻的主要是客觀條件的話，現在則是主觀因素起的作用愈來愈大了。所以我們應進一步增強利用敦煌文獻的意識。對一般歷史工作者來說，至少應注意了解敦煌文獻的研究情況，及時吸收相關的研究成果。對唐五代史學工作者而言，似應將敦煌文獻列為必讀史料。因為敦煌文獻的大部分成于唐五代宋初期間，對其進行系統閱讀不僅可搜集到與自己研究課題相關的資料，還可加深對這一階段社會的了解和理解。
　　第四是要加強對研究信息的調查。在從事一項課題研究時，對有關研究信息進行徹底調查，本是學術研究的常識。但因對敦煌文獻研究信息的調查具有特殊的困難，故有特別強調的必要。對一般歷史課題研究信息的調查，可主要通過查閱書目和論文索引來解決；但對一件敦煌文獻研究信息的檢索，光靠查閱書目和論文索引卻不能完全解決。因為對每一號敦煌文書的研究情況，多數不能從書名和論文標題中反映出來。也就是說，要全面了解每一號敦煌文書的研究情況，必須通覽全部研究敦煌文獻的專著和論文。在第一、第二兩個階段的一些論著中，就已出現對研究信息調查不夠的現象。進入80年代以后，學術界對敦煌文獻的研究全面展開，每年發表的論文和專著都很多，要想迅速摸清與自己研究課題相關文書的研究情況確非易事。所以，在第三階段中，對研究信息調查不徹底的現象日益嚴重，重復勞動有增多的趨向。有的雜志的相關專號和少量論著，基本未對數十年的研究情況進行調查，出產了一些比目前已達到的學術水平低得多的過時產品。這提醒利用敦煌文獻的史學工作者，一定要十分重視對以往研究信息的調查。
　　最后，應該重視和加強利用新的研究手段。比如在研究中充分發揮電腦這種新科技手段的功用，就是值得下大力量進行開發的課題。像用掃描手段將文書圖像制成電子圖書，編輯敦煌文獻錄校本電子圖書，都會給史學工作者閱讀、利用敦煌文獻帶來更多的方便。就現在的技術水平而言，完成上述工作已不存在任何問題，這方面的工作有待展開。在敦煌文學領域，已有人嘗試利用電腦研究王梵志詩，取得了初步成果，為我們史學工作者做出了榜樣。
　　附記：在本文修改過程中，曾得到寧可師指點。又，本文初稿曾請學友柴劍虹、趙和平、鄧文寬、榮新江等看過，承蒙指正疏失。謹此致謝。
歷史研究京112～136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郝春文19981998郝春文，1955年生，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112～136K22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郝春文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4:40

驗證：